清议：陈志武叫板“养儿防老”大错特错

一个月以前便看到陈志武叫板“养儿防老”的文章。当时只是觉得堂堂耶鲁教授竟说出这样没有经济学素养的观点实在可悲，没来得及写文章加以反驳。没想到，陈的这一观点在新浪微博上遭到强烈反对。看得出来，大家只是从道德的角度加以反对。以下，让我来说说经济学上的分析。

经济学不是在大学课堂里产生的。中国人的“养儿防老”这一说法，与其说是道德的，不如说是经济学的。虽然现在无从考证“养儿防老”出自何朝何代，但可以肯定，远比人们现在所知人口经济学的历史古老得多。

人口经济学将人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0～14岁为幼童，15～64岁为劳动力，65岁以上为老人。其中，幼童与老人是非劳动人口，或被抚养人口，劳动力则是需要承担抚养责任的劳动人口。被抚养人口对劳动人口的比率，称之为抚养比，其含义是：一个劳动力需要抚养的人口数量。

依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07年，世界总人口抚养比的平均水平为0.6，或每个劳动力除自身外大致可抚养0.6个人。其中，中国为0.4，美国为0.5，日本也是0.5。

其实，中国的总人口抚养比在1982年为0.63，随着80后年龄的增长，到2000年降至0.43，2007年为0.38。

国内总人口抚养比的下降，是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非劳动人口增长速度的结果。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出于劳动力负担较轻的缘故，这基本上是一件好事。不过，之所以说基本上是一件好事，而不完全是一件好事，是由于劳动人口增长过快会导致就业压力沉重，在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会形成工资水平低下，消费需求不足，并引起贫富分化。中国目前的情况恰恰如此。

接着讲，在总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时期，如果工资水平低下，人们会自愿降低生育的意愿，结果将导致未来0～14岁人口数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例逐步下降。与此同时，随着劳动人口的年龄增长，未来老年人口数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例则会提升。这也是中国的实际情况。

糟糕的是，沿着上述人口年龄结构演变线路，到2050年，中国的总人口抚养比将提升到0.62，比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还要高。到那时，除非国内劳动生产率水平超过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否则，人民的生活会变得一团糟。

值得注意的是，2050年的65岁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达到0.44，是0～14岁人口抚养比0.18的2.4倍。我之所以说到建国100年之后国人的生活有可能变得一团糟，是由于老年人的抚养成本远远高于幼童的抚养成本。换言之，那时中国0.62的总人口抚养比所构成的全社会抚养成本，恐怕比非老龄社会下0.75的总人口抚养比还要高。不知陈大教授是否意识到0.75的总人口抚养比所蕴含的风险。

陈大教授一方面在挑战“养儿防老”的中国传统经济学理念，另一方面又鼓吹年轻人借钱消费有什么不好。我想说的是，养儿的关键不在养，而在教。如果不及早向年轻人灌输抚养意识，只知道教唆年轻人借钱满足个人消费欲望，长此以往，40年后谁能指望那时的劳动人口能承担起与0.75的总人口抚养比相对应的责任呢？

从这一点说来，不仅陈大教授的观点是错误的，国内现行经济政策也存在严重的错误倾向。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赶在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之前（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还只是老龄化社会），将目前劳动效率极其低下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我所说的建国100年后中国人生活会变得一团糟的情况，就不可避免。

别忘了，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2％，而中国目前的水平高达62％以上（即生活中乡村的农村人口加上生活中城市郊区的农业人口合计占总人口的比例）。

那么，凭什么可以加快农业人口转化呢?

可以肯定，一味推行紧缩货币政策不可以加快农业人口转化，相反只能导致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钱是用来花的，不是用来囤积的。只有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机会，农业人口转化的速度才能加快。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我为什么总是和主张紧缩政策的货币主义过不去，为什么强烈主张中国必须着眼于人口经济学的长期巨大风险而坚决放弃不实事求是的货币主义理论，原因就在于此。

如有兴趣，建议大家去读一读我年初的写的《2028年：中国经济大灾难还是大发展》。其中，对抚养比及其相关的财富定律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最后，我不得不说一句：经济学人说错话可能是理论水平问题，但假如按照错误的理论去实践，或者让错误的理论影响了太多的人，结果可能会使自己成为国家的敌人。所以，经济学人讲话，务必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