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多少人都在苦苦思索：人到底是什么？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区别是人有意识能思维，是一种超验的存在物，他与动物只能适应环境不同，人的外部环境是自己创造的，他总能够意识到自己当下的存在状态，设想出更理想的存在状态，并积极寻求实现这种状态的最佳路径。为此，人们设定前进目标，结成社会关系，进行社会实践，最大限度的发挥出自我潜能，从而本原性的推动人自己和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在自然经济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活动范围狭窄，人的关系发展尚不完全，人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水平还很低。面对一系列难以解释的现象，他们往往归结为超意识的力量，认为是神创造了人和世界，人是神创的存在，人在神的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在政治上他们相信“君权神授”，在思想上无法逃脱“神”的束缚，人没有了任何自由，整个社会集权专政，等级森严，窒息了人的创造力，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缓慢的前进着。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地发展，一批大胆的思索者已经开始用挑剔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存在状态，启蒙运动的兴起了。人们不再把外在的权威看成是自我的主宰，一切“前定的必然”，“先天的给定”的思想被“知识就是力量”、“从分析事物开始”的思想所取代，尼采干脆宣布“上帝死了”。他们要打破人的被奴役被控制的状态，自我价值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逐渐向人回归，“自由人”的思想强烈的激励着每一个人为之而奋斗。反映在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上，这些为了寻求“自由”存在的人们，奉行了让一切都自由发展的原则。自然成了一次性的自然，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社会成了完全的物质社会，人的经济性成了人们普遍认可的本性，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建立在经济规律和科技崇拜之上的，人逐渐沦为了经济规律的奴隶，成为科技理性主宰下的棋子与工具。对这种存在状态追求和追求道路的选择曾使人的自主创造力空前激发，社会物质生产也以前所未有得速度向前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三百年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历史的总和。但是人们逐渐的发现，这种存在状态并不是人真正想要的状态，这里的人在经济规律面前无能为力，经济的决定和人的服从成了天然法则，经济成了衡量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的标准，人成了物的奴隶，人在无限的创造着反过来奴役自己的大量财富，但又必须永不停息的创造下去，无法把握自己。就如有人问一渔民，打了鱼准备干什么，回答说买大船然后打更多的鱼，又问打了更多的鱼准备干什么，回答说换更大的船打更多的鱼，然后再换更大的船，如此而已，别人又问，你不换大船了不行吗？渔民回答，不行，我若不换，别人就可能把我吃掉，我连现在这些鱼也没得吃了。在这里，人没有了自己，只有鱼、钱，船，所以弗洛姆大声的宣布现在是“人死了”。

面对这种全面异化状态，人到底该何去何从？从19世纪就开始出现了对资本主义和技术理性的全面反思，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其中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最具活力和实践精神的科学理论。在此理论指导下，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建立。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在经济落后国家建立的，一开始就面对物质经济比较丰富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围堵和本国的经济匮乏和落后。这些国家不得不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拿去适应本民族的落后性，他们一边抵制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淡化人的经济性，一边超乎寻常的强化人的政治性，认为人就是一种政治性的存在，阶级的存在。这样，人仍然不是自己，而完全沉入了集体、集团之中，没有了任何自我个性，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人的权利被人为地忽视和淹没了，人成了集团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同时，由于忽视人的自然性、物质性，忽视物质的基础地位和经济规律，导致社会物质生产的非健康发展，对实现人的本质力量造成严重的损害。

这不是人们想要的存在状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人们开始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反思：人类到底该如何走？经济人肯定不是人的理性的存在状态，政治人也不被人们所认可，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马克思曾设想，未来社会的人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社会生产能力成为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形态，本质上讲人是一种超越经济性、政治性的总体性的存在。

对此，我们在艰辛的探索着。什么是人的总体性，人的总体性有哪些特征，我们进行了什么样的探索，这都值得我们继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