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
1967年，中国“和平二号”固体燃气象火箭试射成功。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1月3日：国务院参事室革命群众造反队，任务是彻底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进行‘一斗二批三改’。
1月4日，周恩来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教育、新闻、体育工作者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会上讲话时，对下乡青年说：“你们的岗位是在农村中，你们应和农民一起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农村中为农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你们的困难，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将找你们的代表座谈，帮助你们解决”。
1月4日：
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打倒。他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1月5日 中国宣布石油产品品种和数量自给自足，勘、采、炼技术登上世界高峰。
1月5日：
中国宣布石油产品品种和数量自给自足，勘、采、炼技术登上世界高峰。
1月5日 ：上海一月风暴，造反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夺权。
5日，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1月革命”的风暴。
8日，毛泽东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1日，经毛泽东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从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相继被“造反派”夺权。
这一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开头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经过近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革命委员会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农兵代表逐渐撤出革命委员会。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议案，将革命委员会改组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而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撤消。
1月6日 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16个单位召开所谓“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大会”。会后，清华井冈山诈称刘少奇的女儿被轧断了腿，将刘少奇、王光美骗至清华园，并乘机扣留了王光美，后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将王光美放回。
1月9日，中央教育部被夺权，印章被抢走，档案被劫走，办公室被占领。
1月9日 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以清华、北大、北航、地院、矿院、二中、二十五中和华侨补校为北京市军训试点。1月10日起，负责军训的解放军干部战士陆续进校。
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立即制止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
（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1月16日 中国第一台载重150吨中型平板车造成。
1月17日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政法公社与市公安局造反派联合发出《重要通告》，宣称：“自今日起，由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正式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当天下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接见政法公社代表，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夺权行动。
1月18日至2月7日：
刘岱同志在参事室造反队全体会上(有党员参事和文史馆红色造反队成员参加), 多次检查受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问题, 并听取与会同志的意见和批评。
1月20日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和财政部造反派一起夺了财政部的权。
1月21日 毛泽东命令部队“支左”，全国各地都发生“不听劝阻”劫取军火仓库事件。在重庆武斗中，双方都用上大炮甚至坦克等重武器，死伤数万人计。
文革小组也想把手伸入军队。与徐向前、聂荣臻、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将帅激烈对峙。毛泽东袒护文革小组，连续展开7次会议批斗这些老干部，称之为“二月逆流”。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政治局，最高领导机构实际瘫痪。
1月21日 清华井冈山、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中央党校红战团、天津大学八一三等组织集会，成立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并起草了《联络委员会公告》。
1月22日，陈伯达打电话告诉蒯大富：“公告是错误的，是和中央文革作对的。”清华井冈山等迅速反戈一击，中央党校红战团被宣布为反动组织。
1月23日 1月2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决定，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两军”。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
1月25日：张可曾同志在造反队全体会上作检查，主要是谈参事室运动大方向问题。
1月27日 北大、清华、地院、师大及北京市工矿企业200多单位发起成立了北京革命公社，并发出紧急倡议，提出：“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派及一小撮顽固推行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全面地夺回北京市的领导权。”
2月3日：
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2月11日：造反队全体会，通过国务院参事室革命群众造反队队部第一号通告，决定2月14日接管参事室的党、政、财、文权。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此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2月14日 造反队在参事室会议室召开夺权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参事以及杨放之、朱毅、刘岱同志和造反队全体人员。会上，造反队队部宣读了第一号通告，杨放之、朱毅和刘岱三位同志在通告上签字。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2月17日，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斥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毛泽东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怀仁堂会议上，老同志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 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叶剑英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的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并嘲弄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式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斥责说：“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拿文件，穿衣服便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第二， 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李先念说：“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第三， 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2月17日至4月12日 由造反队主持，召开了22次参事室全体人员会(包括参事)，朱毅同志在会上对过去工作中的问题作了检查。大家对朱毅同志进行了批判。
2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意见》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连，回本校边上课边闹革命。中学师生分期分批军训。整顿红卫兵组织“联动”、“红色恐怖队”这类反动组织一律解散。中学课程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并复习数、理、化、外语和必要的常识。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师生员工必须予以平反。
２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就贯彻执行中央“二．一七”通知，发表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的编者按语。
2月21日
《人民日报》在发表的“抓革命、促生产，打响春耕生产第一炮”的社论中指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近几年来，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和贫下中农结合上，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做出很大成绩。现在春耕在即，尚逗留在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应当把自己上访的意见留下来，立即返回本地，和当地革命群众一起闹革命，积极参加备耕和春耕生产工作。
2月22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
从2月26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
（批判这些同志，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以“二月逆流”加罪于他们。全国掀起“反击复辟逆流”的恶浪，更大规模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
（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宣布，由于“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通知要求，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应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
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通知还指出，前几年下放农村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前几年精简下放，现居城镇的人员，也按上述精神执行，不得回原工、交企业和事业单位强复工。
3月7日
毛泽东在《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中批示：军队应对学校师生进行军训，并参与关于学校的各项工作。要说服学生实行联合。此即“三七指示”。由此，一些高等学校提出了各种各样“教育革命方案”，进行了名目繁多的“教育革命试验”，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形成的高等学校的教学组织、规章和制度。
3月16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
3月7日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师大井冈山发表关于炮轰谭震林的声明，率先发动了北京造反派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3月16日：
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林彪、江青等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这样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30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文化大革命”、“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并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
3月25日 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12日至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刘少奇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12日至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4月3日、4日 中央文革小组两次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谈军训问题。
北京中学造反派中互相对立的两派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各取所需、互相指责，并由此形成了公开对峙的“四三”和“四四”两大派。
4月6日 造反队队部发第二号通告, 主要内容是：造反队夺权夺的是参事室“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从今日起，退还党、政、财权。
4月8日 北京十几所大专院校和单位在民族文化宫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双方几千人上阵，数百人受伤。民族文化宫武斗事件将北京高校中以新北大公社和地质东方红为首的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公开化，并且开创了以武斗解决问题的恶劣先例。
4月10日 造反队队部成员和党支部委员联席会议决定，批判朱毅同志大会暂告一段落，转入批判所谓“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4月10日 经中央批准，清华大学召开了有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公然对王光美百般侮辱。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被拉去“陪斗”。
4月11日 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派出6辆广播车开进北大校园进行宣传，并与新北大公社发生冲突。当天夜里，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等派出数千人涌进北大，双方发生大规模武斗。12日下午，双方再次发生武斗。
4月15日 中国春季广交会开幕。
4月20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谢富治任主任。北京红卫兵代表聂元梓任副主任，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李冬民任常委。
4月22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释放全部在押的“联动”成员。
4月22日 造反队全体会议决定：刘岱同志要在参事室全体人员会上做检查。
4月24日至5月15日 由造反队主持, 多次召开参事室全体人员会(包括参事)，刘岱同志在会上两次检查了文化大革命中和过去工作中的问题，大家在发言中对刘岱同志提出了批评。
5月11日 中国文化大革命蔓延至香港。左派工会借新蒲岗工厂事件发动暴动，东九龙地区实施戒严。香港遍地真假手榴弹，市民都人心惶惶。
5月13日
铁道学院群众组织“革联”抄了朱毅同志的家，将朱毅同志胁持至铁道学院，14日放回。
5月15日 科技大学群众组织‘东方红’搜查了包惠僧参事的家，拿走了部分文稿和像册。
5月15日 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面交中国外交部声明，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面对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声明指出，5月6日下午新蒲岗人造塑胶花工厂中国工人为反对资方加重剥削进行斗争，香港英国当局竟出动武装警察和“防暴队”对该厂工人和其他中国居民进行镇压。事后逮捕了前往香港警署抗议的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5月11日下午，香港英国当局再次出动大批武装警察，多次使用警棍、防暴枪、催泪弹，并开来军车和直升飞机，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逮捕了很多人。对此，我国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大陆的革命热火波及香港，许多香港左翼人士手持红宝书，发动工人罢工，史称“六七暴动”。据悉，香港总督戴麟趾一度考虑交还香港主权。
5月16日
外语学院六一六贴出题为《戳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同一时期，在钢院、师大、农大、商学院、二外等学校也出现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
5月20日 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林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
5月22日至6月2日
由造反队主持，召开了6次参事室全体人员会(包括参事)，对曾一凡同志(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兼参事室主任，其时已调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进行批判，主要由参事们发言。会前，铁道学院群众组织‘革联’4名学生来参事室要求参加批判曾一凡同志，被参事室造反队拒绝。
5月25日 造反队致信周总理，反映近来铁道学院群众组织‘革联’第二纵队插手参事室‘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是非法抄朱毅同志的家， 胁持朱毅，撬开他家地板六处，戳穿房顶一处，抄走了一批文件、材料，其中有参事和工作人员简历表，还扬言‘要砸烂参事室‘。
5月26日 铁道学院群众组织‘革联’七、八名学生，将刘仁术参事夫妇带到参事室，要参事室造反队对刘的‘间谍嫌疑’问题配合做工作。参事室造反队表示：不同意外单位介入参事室‘文化大革命’运动。
5月27日 刘岱同志召集参事室党员会，要求党内同志遵照毛主席最近关于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变节分子的指示，正确认识，严肃对待，凡过去被捕过或历史上重要问题没有交待过和交待不清楚的，要写出材料交给造反队，并提供证明人。
5月30日 大庆炼油厂通勤车发生翻车事故，死亡18人，重伤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