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历史

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能给我们提供某种简便和痛快，但代价是既让我们不着边际地评判历史，更让我们不着边际地应对现实。省察60年历史中某些易于忽略的细节，或许能让我们找到消除或缓解眼前焦虑和困惑的思路，恢复应对当前困境所应有的沉着和自信。

叙述和评判新中国60年商业史该如何着笔？

商业史？60年？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只有30年，中国企业的历史更是不足30年（通常把1984年作为中国的“企业元年”）。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经历的是去市场化、反市场化的过程，显然无“商业”可言。从商业史的角度看，那是“失去的30年”，怎么可能把它与改革开放30年相提并论？

我们可以想象，几十年（比如说60年）后，一个细致思考中国商业化进程的人是不会轻易地把这60年“简化”为30年甚至更短的。历史说到底是没有空白的，有空白的是支配着我们观察角度的思维方式。正是由于我们思想维度的单一和简陋，才出现了观察的盲点和盲区。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传播很广但很多人不明其义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其实是在重申黑格尔的基本立场：历史不是由互不关联的阶段和节点依时间顺序的简单排列，而是“历史本身”在时间中展开，发育，生长，就像种子在时间中发芽和生长一样。每个历史阶段都是它之前各历史阶段“发育”的结果，当代史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近代甚至古代历史的集成和凝结。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只要存在过，就不会全然消失——过去会隐身进入现在，甚至潜入未来，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反过来，当代史就是“一切历史”。

去除其历史决定论的色彩，黑格尔的思路是有价值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对黑格尔主义扬弃的结果。历史也有一只暗中作用于现实的“看不见的手”，人可以无视和遗忘历史，但历史却不会因为这种无视和遗忘而与现实漠不相关。现实中种种令人焦虑与困惑的问题，很可能是某些历史因素“暗中发作”的结果。纯粹从当下看当下，我们会遇到越来越多的未解之迷。当我们把历史作为当下的一个重要变量加以考虑的时候，我们或许能够较为清晰地感觉到我们到底处在什么位置，以及出路何在。

中国企业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快速成长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并非只是因国际金融危机而起，自然也不会因世界经济企稳回升而自动完全消失。中国企业在商业基本要素和基本功能上的发育不良甚至缺失，是中国企业遭遇挑战的根本原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中国企业将始终面临一系列共通的难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企业家精神缺失的企业家；二、目的和责任缺失的企业；三、创新能力和创新生态缺失的创新；四、制造业精神缺失的制造。这些难以自察的缺失，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进一步成长的“魔障”。

中国商业是在前30年的“无”中生“有”的，但前30年的“无”并非绝对的“无”。中国在前30年的努力有不少是低效率甚至是破坏性的（比如“大跃进”、“大炼钢铁”），以至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也有一些努力为后30年留下了出乎意料的“遗产”。很少有人想到“学大寨”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出现之间会有什么。与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比，“学大寨”的确是一种低效率的生产方式，但“学大寨”时期开展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给中国农村留下了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这种基础设施使农户的生产效率与“学大寨”之前相比大有提高，导致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为日后的“中国制造”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当然，这种出乎意料的“遗产”导致的后果并非只是正面的。廉价劳动力让中国制造业不假思索地选择了价格竞争而非价值竞争的路径，并形成了路径依赖。中国在前30年积累的制造业的遗产（以“上海制造”为代表）被迅速清空。当中国企业意识到必须进行价值竞争（自主创新和自有知识产权）的时候，不得不“从头再来”。

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能给我们提供某种简便和痛快，但代价是既让我们不着边际地评判历史，更让我们不着边际地应对现实。省察60年历史中某些易于忽略的细节，或许能让我们找到消除或缓解眼前焦虑和困惑的思路，恢复应对当前困境所应有的沉着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