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劲？

1952年9月上旬，郑天挺来到了南开，任历史系主任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和他一起到南开的，还有他的老朋友，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雷海宗。雷担任了南开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此时，北大、清华、南开又有了一次汇合，不过，这一次汇合，无论是声势还是阵势，都无法与15年那次三校联合相比，但时人还是把南开历史系称为“小西南联大”。郑和雷每人代表了一个学校，想想看，这得是多高的学术地位？

郑天挺的弟子、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教授冯尔康记得，郑天挺一到南开，就发下宏愿：要把阵容并不强大的南开历史系，办成“与国内素享厚望的几间大学的历史系并驾齐驱”。“这是他的原话。”冯尔康说。

哪几间大学？郑天挺没有明说。看看他对当时几个大学历史系的点评，不难看出郑天挺的目标，郑天挺认为：“从历史上看，北大和清华各有自己的长处，譬如清华注意外文，就应该学习；西南联大录取新生是很严的，总得有个高标准，差一点也不行，南开历史系应该有个好的学风。”

耐人寻味，对于自己最为熟悉的北大历史系的长处，郑天挺没有提及。不堪提，不愿提，抑或是提了伤心，还是在未来，南开历史系会把北大历史系赶过去？

熟悉郑天挺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个喜欢争长短的人，这一次，郑天挺在和谁争长短？

现在不会有答案了，有的，是由郑天挺奠定的南开史学的风格和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十年代，郑天挺在南开历史系开设的课程，竟然有七八门之多。郑天挺讷于言谈，讲课也不生动，还有个很重的口头语：“这个……这个……这个”，学生顽皮，有一次特意做了一次统计，一节课下来，郑天挺说了一百多个“这个”。

但是没关系，郑天挺的课学生依旧爱听，有料。不像现在的教授，把自己的著作看的比教学重要，郑天挺却把主要的精力用在了教学上，并且提倡年轻的教师也这样做。

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提议出版郑天挺的文集，被他婉言谢绝；到了1978年，郑天挺的几个弟子商量出版他的文集，他又谢绝了，弟子们据理力争，郑天挺才终于表了态：由你们决定吧，你们认为出文章集有补于事，就由你们编。

弟子满以为老师会保存着自己文章的目录，哪想到去要的时候，郑天挺抱歉地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记录过。好一个淡然的郑天挺！

1979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从事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教师们共同编写了《中国国代史》，在送给郑天挺的书的扉页上写着：敬请郑天挺先生指教。落款：您的学生们。

这不是客套，而是事实。参加编写的人，不是郑天挺的弟子，就是郑天挺的再传弟子。南开历史系已经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郑天挺就是大树的根。

更让南开大学历史系师生们自豪的是在1980年。那时，改革开放刚起步，学术界乍暖还寒，郑天挺首倡召开大型国际会议。8月，《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史学系召开，出席的有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瑞士、德国等国家的学者三十多人，国内学者九十多人。看看当时参会者的名单，就可以想见阵容：何炳棣、傅衣凌、王钟翰、任继愈、戴逸、章开沅、铃木中正……

那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之初最盛大的国际学术会议。要不是郑天挺敏锐的政治胆识和崇高的学术威望，这样规模的会是不可想象的。南开史学系不再是吴下阿蒙，一下子变得在国际上赫赫有名起来。那一年，郑天挺82岁，含饴弄孙的年纪都过了。淡然的郑天挺有不淡然的一面啊！

 

身在南开

在郑天挺后来写的《自传》中，他写到：经过郑重考虑后，我决定不考虑个人的生活极其他方面的变化，愉快地只身来津任教。我知道如果我提出任何要求，会引起许多不同反映的。

《自传》是后来写的，当时的郑天挺，真的“愉快”吗？

郑天挺到南开的时候，如今年近九十的来新夏还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当时郑天挺是系主任兼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来新夏是中国史教研室秘书。两个人每周总有两三次见面的机会。

来新夏老人告诉我：“郑先生到南开来，南开很重视，因为他从北大来的嘛，又曾经是北大的‘当政者’。郑先生这个人，比较深沉，比较含蓄，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感情始终没有很明显的变化。”

“他心里怎么想我不清楚，但郑先生不像有的人，到这里不合适，到哪里也不合适。郑先生为人谦虚，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太谦虚了。我们都很尊重他，郑先生对人也很谦和，但是我们觉得和郑先生并不亲近。”来新夏说。评价郑天挺，来新夏用了四个字：“高深莫测”。

来新夏还记得，那时候，一个人生活的郑天挺，常常会和老朋友雷海宗聊天。但是聊什么并不知道。1957年，从清华来的雷海宗被打成了右派，“但是郑先生没有。”

“文革中郑先生当然成了‘牛鬼蛇神’，历史系有五个人挨批斗是最厉害的，郑先生首当其冲，我排在第三个。批斗的方式是南开的创造，叫做‘活体展览’，是个连续的节目，大概持续了半个月。但是即使面对工宣队、红卫兵，郑先生表现得也是那么心平气和，对那些人非常恭顺。”来新夏回忆。

关于那段岁月，来新夏不愿多说：“唉——呀——，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但郑天挺过去北大的一个老学生的回忆文章的一个细节，可以为郑天挺当时的情况提供一个注脚：“‘十年动乱’期间，我在劳动中听到郑老师因受迫害辞世的消息，深感悲愤。后来才知道是讹传，才转忧为喜。”

那是一段不正常的岁月，正常的岁月呢？仔细考察，郑天挺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当时南开历史系系助理魏宏运回忆：“在郑老的心目中，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马列主义史学家占有崇高的地位。他常常去北京向他们请教讨论。”

意味深长，郑天挺在史学界奠定地位时，魏宏运回忆中的几位史学家才崭露头角，郑天挺在北大身居要职时，他们也不过是北大的后进。郑天挺的老师是黄侃、刘师培这些传统的音韵考据大师，从传统学术到新的治学方法，这个弯，郑天挺是怎么转过来的？

但是，“郑先生从来没有抱怨过。”来新夏说，“我和他共事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见过他说一句抱怨的话。”

“但郑先生不是没有脾气的人，他是隐忍不发。”来新夏又说。

     “对于郑先生的委屈，郑家的子女从来不讲。”南开很多的人告诉我说。

     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信息是，郑天挺与梁漱溟，是表兄弟。郑早年丧夫，由表舅梁巨川先生监护，和表兄梁漱溟一起长大。如果说1952年“愉快”接受“奉调”是性格使然，那么，之后的“隐忍不发”，难道一点没有受到梁漱溟事件的影响？

 

学术的力量

郑天挺没有想到，在自己的晚年，竟然又遭遇了学术与政治的对决。

1980年8月12日，史学会重建会议在北京市京西宾馆举行。大会代表有160多人，在酝酿领导集体即史学会理事时，邓广铭等人提出郑天挺是最好的人选。确实，无论是学术威望还是学术地位，郑天挺都是众望所归。

但是，“长身玉立”的史学家、中科院院士刘大年忽然在前排起立，力排众议，说只有张友渔先生可以胜任。

“大概因为这一组织将有国际活动，故党领导要用张友渔挂头牌，刘则受命促成之。”一位当年的会议参加者分析。

时代在进步，最后全会实行民主无记名投票的结果，郑天挺一人获125票，以最高票被选为史学会理事。之后又从15名理事中选出5名主席团，郑天挺身列其中，另外四位分别是周谷城、白寿彝、刘大年、邓广铭。

1981年12月，郑天挺走完了他的一生。南开没有忘记他，郑天挺的九十冥寿、百年诞辰，南开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但是在大众层面，这位明清史大家却一直名声不彰、渐行渐远。

今年，如果郑天挺还活着，整整110岁。9月18日，南开大学为他召开了纪念会，国内史学界二百多名精英云集天津。

在南开任教的郑天挺的儿子郑克晟继承了父亲的低调，没有参加。“我不愿让别人说我为父亲争什么。”一位和郑克晟熟识的人这样转述他的话。郑的另一个儿子郑克扬参加了会议，发言只有短短的一分钟，向南开大学致谢，向与会人员致谢。

“他们都颇有乃父之风。”有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