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界与智慧界是一杆秤
从社会不公这个范围看，在三皇五帝之后的人类社会从来都是没有进步的，虽然于公堂之上竖着“天下为公”的招牌，不但不能始终如一的坚持，就是因为存在着以户族制为背景的社会单元相连结，形成以私为基础的感情营私与甚或损公肥私纽带，财富侵占不公程度会自发增长，然后引发社会冲突这样一个历史周期律都一直存在，这个历史现象并没有随其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而表现出任何的弱化迹象。
相反，随着财富总量的增加，技术的发达，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反而越来越令人恐怖，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世界各国，尤其是全世界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用在军费上开支也在高速增长。军费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购买杀人的武器，如果大家真的爱好和平的话，为什么都在拼命购买杀人武器？武器可以用来制約与消除财富不公，也可以制造财富不公，无论去消除不公，还是去制造不公，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军费开支都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财富不公和不文明。
自社会有剩余产品以来，财富的金字塔累积便成为制约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主要因素，金庸说：有人的地方便有江湖，我说有人的地方便有不公，古今中外，所有的社会都具备一个显著特征，贫富两极分化的差异程度会自发地拉宽太极时空间距，不能功构成为“中态公约度”的效应场体制，这是承制体制的不备，如果积累到一定的不能承受的程度，差异甚则矛盾便会激化和爆发，事实上朝代的轮回是和财富的分配的不公程度高度相关。一个朝代的末期一定是财富高度的两极分化，超出了底层的老百姓的忍耐极限，被迫揭竿而起，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农民起义都是以“均贫富”为主要的诉求位点，中国以外的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的社会冲突一定也和财富分配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周期律绝非是中国历史现象，而是一个全球历史现象，存在于一切“不文明”的历史进程之中。
可见，经济危机不仅是一个现代问题，而又是一个历史的周期演绎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又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经济危机是财富不公的社会差异过大深层次內的浅层次表现出的矛盾冲突，表现出经济增长停滞或负增长。一般来说，严重的经济危机会转化为社会危机，出现社会暴力冲突，引发社会变革，历史周期律也必然地会再一次会起作用，而且可能会比以往更激烈，更严重，因为我们的官员手中的权力没有任何制约。而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出在内需不足上，尤其是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外需大幅萎缩时。那么内需不足的根源是什么？是财富过多流向官僚和市场精英联合权势集团的少数人手中，已经足丰了以户族制为背景的社会单元的根砥，基本上形成不了饥饿感的购买力，而应有饥饿感购买力的广大民众手中缺钱，社会杠杆意识或不备承制体制，导致普通民众占有的财富份额过少，没钱自然不敢消费，致使广大民众消费不充分，政体区蜮又过分地依赖于出囗，遇上全球产能过剩，以致产品积压，资金周转不灵，银行出现滞贷，工厂不能继续生产，工人停工歇业，生活资金来源不足，甚则破产失业，行成恶性循环链条，严重地损伤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从而转化为社会危机，出现社会冲突，引发社会变革。可是，当前刺激内需的社会杠杆意识着力点并没有放到有效地降低收入分配差距这一本体之策上，而是放在有着官商勾结的链条上，如房地产、重点工程、基本建设等或私营股份制公司上，会进一步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的差异程度，自发地拉宽太极时空间距，行成恶性循环链条。
封建独裁和暴力的政治必然带来反人类的血腥屠杀，仅能适宜于预计或出现內外之乱的时期，一个完整的国家何况又有国家宪法在起着强有力的保证稳定作用，执行国家宪法就起效果，何需以权代法？唯一是名利私心在作怪，如何成为“圣人”，便于留名青史，因为生命有限，而名威无限。一切形形色色的政治活动实质上都是为了“利益”二字，没有不为了“利益”而进行毫无意义的政治斗争，只不过是“利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还是广大民众的手中的课题，对社会财富的争夺没有必要采取杀死对方的残暴方式，完全可以以人类的政治智慧采取文明的多党政治的议会制度，否则还是在不文明的“善恶界”中徘徊，没有到达真正文明的“智慧界”。
我们要结束中国几千年来血腥政治斗争的周期律，终止改朝换代的暴力恶性循环，就只有采取多党制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政治选择。毛泽东虽然在1945年回答黄炎培关于怎样结束政权频繁更迭的周期律时就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毛泽东当时的政治设想，需要今天的中国人用多党制的民主竞选的方式去实现、去落实。
但是，同春头上的气象时刻变脸，为了巩固其“开国皇帝”的领导地位，把国家宪法当着游戏玩，三天两头搞內部“对立矛盾斗争”的反复折腾，完全执行的是其那套“军事哲学”用在了社会管理上。主要原因：①“左”倾错误恶性膨胀发展；②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逐步发展，党的民主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遭极大削弱和破坏；③国家民主体制未建立健全，公民的民主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的现象普遍存在；④公民意识淡薄，缺乏民主与法制观念。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毛泽东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急躁地误入了苏式的封建社会主义。热衷于学习苏式社会主义政体和国体，模仿照搬苏式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特别是1957年反右以后，一党领导下多党脆弱的合作制，轻易地变异为一党领导下的多党服从制，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停滞不前甚至于倒退，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危害。
因为中国长期是封建主义国家，封建主义思想习惯仍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党党国制很容易退化演变成封建制，形成封建专制独裁的政治局面。主要表现：既无视宪法和法律，践踏人权，破坏法治。又滥用专政手段，制造冤假错案。文革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粗暴践踏。毛泽东作为一个韶山冲的农民在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上的局限性，毛泽东的错误就在于守旧唯物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会逐渐过渡到民生社会的文明时代到来的历史趋势，盲目照搬苏联模式，以“封建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去建造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凡是独裁政治，必然要用暴力手段来维持，用恐怖和血腥的手段来打倒政治上的反对派，这是人类在野蛮政治时代的惯性政治选择。动物界的动物对食物的分配从来就是采取暴力的手段，人类作为动物界的高级一员，曾经长期采取的行为也是暴力的；当人类社会渐进“文明”时代，对财富的分配采取了多党制的议会协商的方法和政治制度，这是人类政治的伟大进步，采用传统的暴力手段解决财富的分配是不光彩和可耻的“善恶界”，不是真正文明的“智慧界”。
在几十年后，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会因为权力的运作成为新的财富拥有者，演变成红顶子的富人阶层，是权力和财富的垄断者，它是最大利益的受益者，在经济上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了，已经到了共民生、求大同、齐幸富、壮国威的历史性循序渐进、稳态公约的民主体制新时代，中国人民不能错过这一历史位置，否则又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时期的到来！
民主体制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体制，民主宪政、新闻自由、三权分立是民主制度体系下不可缺少的环节，缺一不可，相互支撑，互为必要条件。政体只有遵照正常自然与人体管理机制就能达到长治久安。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举凡政党、竞选、议会、责任内阁、地方自治等等民主形式无一不有”，但恰恰缺少了军队国家化这一重要项目内容的教训。
近代民主制度有三个最主要最基本的环节，一是竞选，即通过选举利于民生进步的人或团体执政，完成人民授权的手续；二是政府权力的相互制约，以此防止权力集中而走向专制；三是人民基本自由权利的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民主制度的真正基础。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论民主》说：“民主的关键条件是：军队和警察控制在由国家宪法选举产生的官员手里”，才能保证民主制度的重要环节得以有效的实施运作。所以，我们实行的民主体系：多党制和普选、宪政和三权分立、落实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等有机联系的内容必然要系统全面实行，而不是择部分而行，或先行实行什么后实行什么。当然，这不是对毛泽东说得一无是处，丰功伟绩摆在历史档案中，任何人也不可抹杀，我们弘扬的是毛泽东的予民生有利的择优思想的理论精髓，而不是捡起毛泽东的理论残渣和糟粕，坚持极左路线，是在为“四人帮”的制造內乱招魂。
鉴上，如是，只有把社会从“善恶界”，用择优文化导引进入“智慧界”，推行“中态公约度”的【标度律或规范效应场的自然生态法则管理】稳态有序调控，才能达到大同世界“兼容共利”的“长治久安”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