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与浙商的联合，并不能够仅仅以一两次的年会来实现，应该有更高的行业组织形式和联合目的双重引导下联合，更高的行业的组织如商会。联合的目的不局限于互通长短或资源互补，更应该注重于两地乃至全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从而充分承担粤商与浙商应有的社会责任。

企业家的组织应该市场化，行业协会专业化。只有这样企业家的组织才有吸引力，才能将组织的要素激活并发挥潜力。现在社会很多企业家组织是官方形式的，比如工商联和商业联合会，但同时也有些是企业自主组织的。官方的企业协会基本属于是用来养老的，他们的会长、秘书长都不是由会员选出来的，而是有编制指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浙商与粤商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形式方面，从组织形式的组件要有足够的考虑。

第一，跨省的企业家联合会，或者叫“商会”一定要有牵头人，扮演的角色是“带头大哥”。这个人，一定要由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人来担任，如成功人士、能说、能写、有思想、有观念、有创新、有新的商业模式的，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发表的言论就有足够的影响力。类似于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在群众中的作用，这就是“浙商粤商商会”所要求的。但是这些人在某些方面比人大代表的影响力还大。

第二，粤商和浙商的联合，必须将重心致力于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也就是新的业态问题。以股市为切入点，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的股市都在转型，只有国内还是固守原样，并且不愿意改革。以前的股市偏向于中年企业家，但现在的股市并不是如此，很多年轻企业家进军。这些年轻企业家进入股市不仅仅是做投资，还是他们的自我价值实现过程，因此出现了资本与知识的双重结合，既是精英，又是劳动者，同时还是资本所有者。年轻企业家在不同的载体上感受不同的角色氛围，这就是一种新的业态。

针对这些变化，粤商和浙商的联合应该对这些变化作出积极的回应，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现在出来很多的声音，都不是来源于企业。

第三，企业家的联合，不应只是在务虚方面做文章，更应该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比如环境问题中的碳排放、碳中和等等。有些环境问题可以实时地反映到产业结构问题，所以关注环境问题也应该是企业家承担的社会责任之一。

另外，企业家也应该去关注农村的问题。人们现在所讲的是家电下乡、土地承包权问题。企业家对待这些问题更应该有前瞻性甚至指导性，比如成立农村产权交易机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这样就可以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完美地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有充分的国际经验可以借鉴。此外，还可以跟城市要素相结合，将农村农场农庄转换生产模式，引进房地产开发商那样的概念开发农村。所有模式的创新，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企业家应该发挥先锋作用，而不应该静待政府的引导。

企业家牵头带动商业模式转变促进业态发展。

不管浙商还是粤商，都在做一个事情，一件看来让政府很恼火也很反感的事情。当时要搞活经济的时候开放市场，企业发展很快，政府很欢迎。但是经济发展起来了，政府的税收很多却没能够良好征收，这是政府很头疼的事情。广州，一千多个商业市场，是千年商都，那种商业方式几千年来没有发生改变，人流货流车流混杂在一起，占用城市大量的土地，影响我们“创文”以及消防治理、城市治理，事实上它激活了经济。如中大布匹市场，一年四百多亿的交易额，但收税三千万都不到。企业家就可以从商业机构模式的转变带动这些商业市场的质量提升。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农贸市场、茶叶市场等都是旺丁不旺财，而且它的模式很容易被别人复制，不同的铺面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信息不对称。质量没人监管，所以导致市场做不大，难以前行。市场要进一步发展，就需要价格和量的双重导向，有专门的机构统计商业信息。此外，市场要进一步分化，社会分工更加明晰，实现交易与交割、仓储、运输等分开，带动业态的调整和发展。

粤商与浙商的联合，应突破传统的行业富商专业协会的桎梏，进入到企业并购联谊会、PE联谊会、资本投资协会等更高层面的组织形式。 “东莞卫视”曾报道，上海成立了中国15家股权投资协会。这样的联合，粤商跟浙商的联合，操作面与运行理念等各方面均与我们的传统不太相同，这同样需要两地企业家进行有力地探讨，探讨的结果及时反馈到政府所作的决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