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制约市场

前两篇所描述的是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每一个人以土地或资本的所有权、技术、信息、交易或组织能力追逐短期物质利益最大化，从而形成一个双面的社会，一方面充满活力，新的技术、服务和组织机制不断出现，不断成长；另一方面则是两极分化，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高失业率、高死亡率和食物、衣服的过剩并存，经济危机不断。在严重危机到来时，由于基本的制度和秩序难以维持，经济活力亦将被吸噬，社会将成为真枪实弹的战场。

所幸的是，这只是一种理论抽象。因为除了追求个人的、短期的物质利益的市场力量之外，还有追求群体的、长期的物质利益的非市场力量存在，后者对前者构成广泛的制约。为顺利解决两者间的冲突，道德、信仰、主义、理论等精神力量又将被引入其中。

代表群体、长远利益制约市场的力量，首要的当然是政府。即使在放任自由派的经济学家那里，政府也还有一个守夜人的作用，即维护市场交易的合法性和结果的不可逆性，从而维护交易中强者方的利益。显然，他们深知，这样一个靠“背有孩子和疾病负担的家庭毁灭”来消灭供过于求的市场是危险的，少数居于市场交易金字塔顶端的强者可能遭到“多数人的暴政”而覆灭。因此，必须防止弱者联合起来以暴力方式夺回强者的财富。这就必须有维持秩序的政府。

怎样维持秩序呢？理论上说，经济统治者可以出钱组织雇用军把自己变成政治统治者，用有组织的暴力反对弱者的无组织暴力。但是，即使组织雇用军亦须遵循“少投入、多产出”的市场原则，即需要降低雇用军的工资成本。这意味着，雇用军不太可能由喜欢这个秩序的富家子弟组成，而只能是穷人子弟。用穷人子弟组成的军队镇压穷人的揭竿而起，市场逻辑上可行，事实上却不太可行。在生死关头，穷人的共同利益（非市场力量）将开始起作用。为此，必须将暴动的穷人妖魔化，说他们危害社会秩序，是土匪、强盗等等；与此同时，则要向士兵宣讲社会秩序的合理性，甚至灌输荣誉感和使命感，从而使作为镇压者的穷人士兵与被镇压者拉开心理距离。为了使这一距离足够大，社会秩序必须有一定的可接受性，而穷人则不能被剥夺到“反抗的机会成本等于零，而反抗的收益无穷大”的地步。这样，就必须使最底层的弱者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在这里，维持秩序的守夜人角色和福利社会的大政府角色之间的界线模糊了。

在自由放任派看来，这是危险的一步，是“通向奴役社会”（哈耶克语）的关键一步。一旦最底层的弱者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劳动力市场将不能出清，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将被破坏。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市场力量受到了重大制约。这是一场巨大的博弈。博弈的双方都懂得“得寸进尺”的逻辑。对于富人来说，这是痛苦的让步。对于穷人来说，事情才刚刚开始。虽然最低生活保障金真正保障的是强者的长远整体利益，对弱者起着分化瓦解作用，却常常被当成维护人权、共享技术进步的标志。然而，聪明的穷人据此前进，争取更多的人权、更多地共享财富。这样，就引进了各种非市场力量。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社会从诞生之初就有双重特点，史称“双元革命”，即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前者所代表的是无限制的市场力量，后者所代表的恰恰是对市场力量的制约。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方式，是与资产阶级的诞生和壮大分不开的。然而，这个阶级开始还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皇室和贵族地主才是当时掌握权力和财富的“上产阶级”。为了争取政治权力，资产阶级不得不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口号承诺团结“下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从而给无限制的市场权力上了套。待到皇室和贵族权力退位，资产阶级荣掌政权时，这些承诺已经成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普选权不断扩大，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资产阶级再想索回无限的市场权力已经不可能了，何况他们也懂得有限政府的必要。尽管如此，自由放任市场一直是资产阶级的核心梦想。从斯密、萨伊、到瓦尔拉斯、马歇尔，以及哈耶克、弗里德曼，除中间有一段凯恩斯的小插曲外，经济学家们一直在不停地编织、传授这个梦想，甚至用数学公式来修饰其模糊的光环，为这个阶级的统治制造合理性。

事实恰恰与梦想相反，“双元革命”以来的欧洲各国政府一直在不断扩张。“1830年—1850年间，平均每人的公共开支在西班牙增加了25%，在法国增加40%，在俄国增加44%，在比利时增加50%，在奥地利增加70%，在美国增加75%，在荷兰增加90%以上”。“自由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基本职能，看来都超出了大多数前革命专制国家最狂放时的梦想，例如聘用支付薪酬的官吏或维持一支全国性的常规地方警力，去有效地评估和征收税款。征税的水准也超过从前甚多，甚至也曾间歇实行累进所得税率，而这正是自由主义政府得以维持的原因：实行自由主义的英国，其1840年的政府开支竟相当于独裁的俄国的四倍之多。”[1]“1914年前后，欧洲公职人员在所有劳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从法国的3%，一直到德国和瑞士的5.5%-6%。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内，这个数字已提高到10%-13%。”[2](请比较：中国现有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教师、医生、研究人员、编辑记者等）约4500万，占13亿人口的约3.46%。)

萨缪尔森绘制的20世纪美国政府支出上升图（第228页）同样说明问题：

美国的政府支出比例还远不是最高的。从图16-2看（P229），欧洲国家普遍高于美国，而且不发达国家反而最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主义原则，政府支出比例最低。

不断扩大的政府在干什么呢？说到底是制约市场力量，减弱其负面效用。在市场食物链的上层看来，这是实现政治整合，维持社会稳定，尽可能实现经济平衡增长。在市场食物链的下层看来，这是以“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制衡“一钱一票”的经济专制，争取社会财富公平分配。

政府干预或制约市场力量有三种基本途径，其一是干预起点，其二是干预过程，其三是干预结果。

所谓干预起点，是指尽可能创造公平竞争的起点。从原则上讲，起点公平不可能，除非退回到原始社会。即使在原始社会，还有体力的强弱，智慧的高下之分。经过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性高强度竞争后，人与人、家族与家族、企业与企业、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间的财富差距已经越来越大。但是，就一国而言，在技术上还是有一些措施可以减缓起点不公。例如，如果能够保障穷人的孩子享受直至高等教育的权利，保障相应的生活必需品和医疗条件，则社会不公的感受会大大削弱，社会流动性和整合能力可以相应提高。

所谓干预过程，是指增加过程的平等。我们已经知道，信息不对称，力量不平衡，是自愿、平等的市场交易背后的不自愿、不平等的实质所在，是两极分化的内在力量。如果能削弱这种不对称和不平衡，则可以放慢弱肉强食的步伐，减轻其程度。例如，针对消费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强迫生产商披露质量信息，并成立质量信息的检验监测机构（如国家技术监督局），解决质量信息不实产生的纠纷；针对价格信息的不对称，可以及时公布不同地区市场最高价、最低价和平均价；针对复杂的合同信息的不对称，可以

有律师帮助查堵漏洞等。在证券市场上，信息既极端重要，又极端不对称，因此证券特别是股票市场常常成为欺诈公行，权钱交易猖獗，庄家洗劫散户的良好土壤，也是制造两极分化的主战场之一。因此，股票交易规则需要特别明确和严格。此外，如果弱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这是起点公平的内容），具备更充分的信息获取和解释能力，也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增进过程公平。

纠正力量不平衡的办法有两类，一是增强弱者，二是削弱强者。雇主与分散、无组织、常常为饥饿所迫的工人之间的力量不平衡是最常见，也最根本的力量不平衡。从增强弱者的角度，可以有以下措施：首先是要减少劳动力供应总量，如让童工退出劳动力市场，不断缩短工时（从每天十四五小时减少到八小时，从一周七天减少到一周五天，都是劳动者谈判地位提高的重大标志），减少生育等。在发达国家，工人还常常有意识地排斥外来移民。其次是改变劳动者的分散无力状态，提高组织性，组成各种各样的工会，组织集体谈判直至罢工，筹集罢工基金，组织生产合作社，掌握组织生产和调度资金的能力，这些措施都可以提高劳动者的谈判地位。第三提供失业救济和医疗保障，使单个工人有足够的时间寻找工作，而不至于被饥饿所迫而接受低工资的工作。改善带来进一步的改善。由于业余时间增加，工人有可能接受更多的教育，从而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由于收入增加，工人可能有部分积蓄用以延长寻找工作的时间；由于这一切，工人的自信心和组织水平可能进一步提高，从而谈判地位和水平不断提高。从削弱强者的角度，也有一些办法：如，通过法律规定雇主必须通过工会雇用工人（所谓封闭工会），解雇工人必须提前六个月通知（相反工人辞职只需提前三个月通知资方），工会参与企业的人事决策，以及限制资本流动自由，限制工厂搬迁等。此外，法律还可以规定工作场所的噪音、粉尘、有害物质等的标准，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环境。

第二类重大的力量不平衡是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消费者在垄断型生产者面前是弱者。从增强弱者的角度，可以成立消费者协会，可以设立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从削弱强者的角度，可以制定反垄断法，限制企业垄断的程度，限制企业结成价格同盟，也可以对大企业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规定高昂的赔偿金额（增加大企业制假售劣的成本），还可以对大企业进行业务管制，制订价格和服务标准，直至将大企业（特别是公用事业企业如铁路、电信、水、电、道路、民航等）收归国有，用公众的民主政治控制代替私人控制。

消费者不完全是弱者，特别是在那些市场进入门槛低、退出壁垒高、竞争者众多的产业。在这类产业中，生产能力常常迅速过剩，价格战愈演愈烈，生产者鹬蚌相争，消费者渔翁得利。为此，政府可通过生产许可证等方式人为提高进入门槛，限制投资，亦可制定反倾销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鼓励企业休战或农田休耕（实际上是变相结成价格同盟）。究竟是限制还是鼓励价格同盟，其实取决于竞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在重大项目招标时，如果有众多生产者竞标，则生产者将完全处于弱势，除非生产者之间相互串通。对于招标方来说，应规定其公开招标信息，公开择标原则和过程，厉行反贪污受贿法（削弱强者）；对于竞标方来说，则需要防止其相互间的串通。

在食品和药品等市场上，消费者常常受到非价格、非质量损害。目前，商业化农业中的植物种子改良（如转基因种子）可能造成潜在的损害，化肥的过多施用可能造成营养元素的失衡，生长激素可能干扰人体的激素平衡，而残留农药的危害更不言自明。在商业化养殖业中，含有生长激素、抗生素、瘦肉精之类的饲料添加剂对人体的损害又远超过植物。食品加工业还进一步增加着有害成份，如防腐剂，色素等。药品的问题更多，药物的副作用有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而疗效则可能因人而异。换言之，任何一家食品和药品企业都可能掌握着消费者的生死疾病，而消费者则处于一无所知的弱者地位。这并不只是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时候生产商也不清楚危害所在。生产商只是迎合顾客的需要和心理以获取利润，并不顾消费者的真正利益。针对这种力量悬殊，政府需要设立相应的检疫和损害测定机构，如美国的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

第三类重大的力量不平衡在小企业与大企业竞争之间。从增强弱者的角度，政府有时候会设立专门的小企业发展基金，降低小企业的税收；从弱化强者的角度，典型办法是反垄断法，拆分大企业。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限责任公司机制与破产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责任仅以出资额为限，而不需要负连带责任，不会被搞得倾家荡产。这一机制可以使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筹集到大量资金，但却使股东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称，负盈不负亏，弱化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市场逻辑。即使是无限责任公司，其破产责任也仅限于个人财产被全部剥夺（但却可以领到最低生活保障金），而不至于“欠债入狱”，或“欠债偿命”。换句话说，有限责任公司机制及破产法都起到了保护竞争失败者的作用，违背了市场规则，却弥补了市场缺陷。

第四类重大的力量不平衡存在于自然资源与环境和各类企业之间。资源与环境是无言的弱者，伐木企业一夜之间可以锯倒大片森林，煤炭企业可以挖出数以万吨计的煤，冶炼和化工企业每天不断地向空气和水中排放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等，结果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气候异常。总的来说，科学技术进展越大，企业消耗资源能力越强，排放污染量越大，造成的危害愈严重。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市场力量没有积极性去解决这些长远的、收益权不明确的问题。任何单独的企业想自动限制资源采伐量，污染排放量，其结果或者是增加成本，失去竞争力；或者是无法扩大再生产，实现不了资本积累。这时，政府又必须出面限制强者的恣意妄为，或者要求安装环保设施，或者限制污染排放量，或者征收高昂的环保税等。

所谓干预结果，在微观上是指直接纠正竞争结果的两极化，其中最主要的办法是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从理论上说，这些税种已经侵犯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因而常常被富人当作社会主义措施而加以百般抵制。但是，在财富分化到极点时，例如0.5%的富人拥有国民收入的30%和国民财富的50%，为避免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被推翻，他们不得不接受累进所得税原则。在发达国家，累进所得税早已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以1998年美国联邦税收为例，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公司所得税分别占总税收的44.1%，1.2%，12.1%，合计占57.4%。（P236）

在宏观上，干预结果是指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熨平”经济周期。前文已经讨论过这一点，在此就不展开了。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政府对于市场竞争的起点、过程和结果的日益系统和强大的制约，才使弱肉强食的市场逻辑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从而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有文明可言。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至70年代初期，西方各国政府普遍加强对市场的干预，使两极分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内需扩大，经济波动变得平缓一些，经济增长也更加迅速。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对这一过程解释却截然相反，他们把这种混合经济的成功宣传成市场经济的成功。其中最值得回味的是西德弗莱堡学派。该学派也自称是“新自由主义”，也宣扬自由市场的优越性，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强调的重点却是社会公正。这一学派非常清楚市场经济的问题，从微观到宏观设计了一整套制约市场力量的措施，保证了西德经济长达20多年的高速、稳定、均衡和相对公平的增长。因此，西德模式又被概括为“社会市场经济”。这种言行不一的特点，无论是对于保障资产阶级政权的长政治久安，保障私有财产的神圣地位，还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制造市场神话，都有莫大的意义。

英美的新自由主义者头脑比较简单，他们直截了当地表达资本摆脱政府（及相应的社会运动）制约的愿望，从理论到实践都否定政府干预的必要。在他们看来，这一黄金时期不是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必要，而是证明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其主要理由是，政府干预虽然加强，但并没有触动私有财产，也没有触动交易双方的自利动机，而私有财产和自利动机则使市场经济这架发动机马力强劲、性能良好。相反，极端分子如弗里德曼等甚至认为，政府干预还弱化了创新和扩张的动力，使经济生活变得僵化、缺乏生气，是经济陷入滞胀的根源。

在这些人的鼓吹下，里根—撒切尔开始了新自由主义革命，市场力量重新占领经济生活的制高点，资本和投资可以自由流动，企业竞争加剧，但是二战前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各种缺陷又迅速回来了：失业率不断上升，即使在繁荣期也居高不下；收入不平等程度急剧扩大；经济危机日益频繁，波及范围不断扩大，严重程度不断提高。萨缪尔森书中图19-3（P283）特别能说明问题：

当然，强调政府干预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并不是否认在混合经济中市场机制仍然起着基础作用。问题在于，正是由于市场机制仍然起着基础作用，即使在二战后黄金时期，收入的两极分化虽然有所抑制，但权力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则仍然在继续。与此相对应，则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仍然在积累，他们在随时寻找机会准备反扑，削弱“骑在人民头上的大政府”，而代之以“骑在人民头上的大资本”。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阶级政治含义。怪不得连忠实的凯恩斯主义者，詹姆斯·托宾，都要将新自由主义思潮称为“反革命”了。

因此，政府制约市场实际上体现了弱势群体通过民主政治对强势的资本力量制约，而资本力量要实现经济和政治的全面独裁，必然要求减少政府干预。这其实是一场每日每时的阶级斗争，或者用学术语言包装，也可以叫阶级博弈。博弈的基本格局是，政府制约市场，而市场（资本）却主导政府。由于资本处于市场权力结构的核心位置，是各种市场要素的支配性力量，因此放任自由的市场其实是资本统治的市场，也是资本统治的社会。政府制约市场即政府制约资本，市场主导政府亦可等同于资本主导政府。通俗地说，资本力量仍然占统治地位，虽然他们的手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束缚。

萨缪尔森《经济学》有关政府作用的前二章（第十六章：政府税收和支出，第十七章：制约市场力量）立足于纠正“市场不灵”，体现了他在市场神话与经济现实之间折衷调和的态度，是其著作中写得较为可取的部分。细心的读者可以体会到萨氏对市场神话的复杂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