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07年在中国从事风险勘探业务的外企数量高达43家，如今仅剩十余家。原因除金融危机外，还有监管部门对外资股份的限制。

　　一年前，Maxy Gold Corp（美星金矿公司）总裁Andre Gauthier还在憧憬中国待开发的金矿，“我认为未来五年里，在中国发现两三个大型金矿并不难。中国的潜力巨大，尤其是西部地区。”

　　这位因发现秘鲁La Arena矿和阿根廷El Pachon矿而受推崇的勘探专家，还因为成功地在中国拓展了两个项目，在国际矿业领域被视为“中国通”。但即使如此，这些经验未能保证美星金矿在中国长袖善舞。

　　9月28日，Andre Gauthier告诉记者，美星在北京建外SOHO的办公室已经撤销，中国的两个项目准备出手一个。而在Andre Gauthier的身后，是大批更早撤离的洋勘探专家――2007年，在中国从事风险勘探业务的外资企业数量达到峰值，高达43家，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仅剩十余家。

　　蜂拥而至的“尖兵”

　　跟其他“中国通”一样，Andre Gauthier有一个中文名：“古启安”。他在1974年凭借地质专业的学识积累，获得Sequim项目地质专家职位，并由此起步，开启了自己漫步全球30个国家探矿的职业生涯。

　　2005年，古启安带着一堆设备和满脑子憧憬来到他相信必有大收获的中国。

　　“风险勘探，也叫初级勘探，也有人翻译成初级勘查的。”澳华黄金执行董事徐汉京告诉记者，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矿业发达国家，虽然矿业公司是勘探市场的投资主力，但是数量远远多于矿业公司的小型风险勘探公司，在勘探市场起到十分重要的“尖兵”作用。

　　徐汉京介绍说，由于国外矿业资本市场的限制较少，相当多的风险勘探公司都是上市公司，“这些地质勘探为主的小型上市公司，管理机构规模比较小，一般在10人左右，有的只有3-5人。公司的‘核心资产’是有丰富勘探经验的地质专家，其中很多人也是公司的总经理。”

　　在他们之中，古启安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既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又是一个冀望大发现赢来财富的梦想家。

　　在过去，无数次发生过这样的故事：风险勘探上市公司因突如其来的发现，股价飙升或直接被其他大矿业公司收购。因为这样的特点，许多外行常常把风险勘探比拟为赌博或赌石。但古启安强烈反对将两者并列：“赌博是闭着眼睛的，而风险勘探，每一分钟眼睛都得睁着。”

　　“每一分钟都睁着眼睛”的古启安很快攒了一堆关于中国的经验，比如：“你必须得有个中国合作伙伴，这样可以确保你投入生产并维护你发现的矿藏权益。”而这些总结，两年后成为他的同行特别喜欢的话题。

　　在2008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中国黄金集团地质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周仁照说，2003年以来的5年，可以说是外资风险勘探的“黄金”5年，且来我国投资矿产勘查的有八成是上市的风险勘探公司，其中又以来自加拿大的最多。

　　周仁照估算，最近几年每年外资风险勘探在主要投资矿种――金、银上，投入达到五千万美元。

　　潮起潮落

　　中国不是唯一的热点地区，事实上，是全球的勘探热情高涨，映射到了中国。

　　“2002年是最低点。”北京安泰科的李宇圣援引加拿大金属经济集团(MEG)的数字称，全球矿业勘探投资一度低至2002年的不到20亿美元，然后从2003年一路飙升至2008年的近200亿美元。

　　但中国的相对涨幅确实很显眼。2004年全国勘探费用投入主要国家中，中国排不上号，而到了2008年，中国居然占上了3个百分点。

　　作为中国市场的先行者，古启安“耕种”了两年多，就发现国外风险勘探公司蜂拥而至，反而逼得古启安把原只有中国一个业务重点的美星金矿，又增设了一个业务重点――秘鲁。

　　截止到2008年12月，11家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矿业公司在中国拥有42个矿区，另外24家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矿业公司在中国拥有53个矿区。这35家“中国矿业概念股”中相当比例是风险勘探公司。

　　“数量最多的时候其实是在2007年。”不愿透露姓名的权威信源称，外资风险勘探公司这一年达到了历来未有过的43家。

　　这种变化在曾任中国冶金地质勘查总局总工程师的加拿大Silvercorp Metals Inc.(希尔威金属矿业有限公司)董事刘益康教授看来，再正常不过。

　　刘益康在国内多次褒扬过风险勘探公司的作用，他总结出初级勘查公司的特点是：位于矿业产业链的最前端、勘查投入超过大型矿业公司，而且世界级矿床主要由初级勘查公司发现。

　　“这就像生物链，要有足够多的小鱼小虾，才能支撑更大型的海洋生物。”徐汉京说，足够数量的风险勘探公司支持了大型矿业公司的存在和发展。

　　这些权威的支持，使得国内资金也增大了对外资风险勘探的信心。古启安告诉记者，他最近几年在风险勘探上投入了320万美元，其中八成比例来自中国投资者。

　　大撤离背后

　　然而寒冬在高潮后适时而来。

　　就在有色金属期货价格大跳水时的2008年10月，必和必拓中国区企业事务与发展副总裁许峰对外证实，必和必拓设在北京的办事处关闭。而对于这个成立已有近30年历史的办公室来说，勘探找矿是重要任务。

　　“我们想找到大规模、年限长、成本低的矿山，但是我们并没有取得成功。”许峰解释说。

　　今年2月份，另外一家曾长期宣称看好在中国勘探的矿业公司――泰科明克勘探业务停止了在中国的勘探业务。

　　泰科明克是加拿大最大的集采矿、矿业加工和冶金于一体的综合性矿业公司，也是全球铜、炼焦煤和锌生产的领先者。泰科明克原勘探业务负责人高占林告诉记者，他在今年3月离职后，转投金田。

　　金融危机的袭来，不但影响了大型矿业公司，更使财力相对薄弱的风险勘探公司变得十分窘迫。据加拿大金属经济集团（Metals Economics Groum, MEG）最近的初步估计，2009年全球有色金属勘查费用为84亿美元，较2008年的140亿美元下降40%，连续6年持续增长的势头戛然而止。

　　“北美的金融市场不是很愿意支持风险勘探，尤其是在中国境内的风险勘探。”古启安找了一圈潜在投资者，无功而返，“所以我们得找到替代的方案”。

　　然而，外资风险勘探公司纷纷撤离中国，上述权威信源称目前仅剩下十余家：“Barrick Power 撤了，Coffey Mining撤了，还有Hunan Pacific Geological Exploration等一些公司也撤了。”

　　金融危机只是原因之一，在外资勘探公司拥有多年经验的华裔地质学家韩松（化名）称，许多外资风险勘探公司到了中国之后，发现自己施展不开手脚。

　　限制一方面来自于监管部门对于外资股份的限制――越来越多的矿产品种不允许外资独资，而等到外资风险勘探公司到了地方，许多操作中的习惯更使他们头大不已。

　　“国家总体而言，对勘探是支持的，但在地方上，因为对矿业特征了解不够，许多实际的工作习惯根本不利于风险勘探。”韩松举例说，“比如矿权的拍卖。如果是已知资源量的矿权，通过公开的招标可以规避国有资产流失，避免低价出售。这做法本来很好，但被很多地方用歪了――好多所谓矿权，其实只做了一小点政府投入的公益性地质工作，就拿出来拍。”

　　“受利益驱使。”韩松说，地方政府把账算得太精，最后使外资风险勘探没法玩，最后反而是利益最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