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无所畏惧的人
当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公布的时候，一位作者（刘继兴）在博客文章中，介绍了他认为的自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以来错失的20位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契诃夫、卡夫卡、乔伊斯、昆德拉、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庞德、普鲁斯特、里尔克、高尔基、格里耶、左拉、瓦雷里、劳伦斯、曼杰什坦姆、伍尔夫。
事实上，至少其中的十几位，现在确是享有盛名的。诺贝尔文学奖未授予他们，实在可惜。几年前，我就浏览过一篇类似的文章。但不想在此多说什么了。除此之外，我还浏览了网友对这篇博客文章的评论，由此引出值得思索的问题。
因为高尔基名列该作者认为错失的20位作家之一，一位网友评论道：“高尔基就是一条狗，他配么？”。在此不必深究，这位网友的评语是否过于苛刻。查阅了一下有关资料，高尔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或者说他作为文学家的生涯，实在是极出色的；而在斯大林时期的一部分则是大悲剧。
高尔基的作品，鄙人实在也读得少，但其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读过的，《母亲》也读过。这些也是他在中国大陆传播最广的作品。十年前，又从书店购买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作品《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这本书，中国版的编辑者在书的封底有一个评论性的介绍，在此引述其中的两段话：“高尔基是一座森林，这里有乔木、灌木、花草、野兽，而现在我们对高尔基的了解只是在这座森林里找到了蘑菇。
《不合时宜的思想》表现了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大胆、复杂、深邃，隐秘的思想。没有了这些，我们所看到的只能是一个被阉割了的、被片面化的高尔基。”
《不合时宜的思想》是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1917—1918年）编辑《新生活报》期间发表于该报的一系列文章的总题。主题是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这是高尔基自己概括的。但我以为，这些评论同时是对革命与社会的思考。这些文章极其鲜明的特色，是高尔基不依傍于任何人的毫无顾忌的独立评论。这些评论的风格，既不是任何大人物的思想上的奴隶；也根本不同于当今中国盛行的视自己如神仙，目空一切、空洞无物地痛斥他人。引几段高尔基极深刻而精彩的评论在下面吧，这几段评论均作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现在它获得了自由创造的可能。应当适时地问一句：这种创造表现在哪里？‘人民委员政府’的法令只是报纸上的小品文，仅此而已。”（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8页，1998.）
“在革命的期间已经有一万次‘私刑’了。民主派就是这样审判自己的罪犯的：在亚历山大市场附近抓住了一个小偷，人们立刻把他痛打了一顿，然后进行表决——该用什么样的死法来惩罚这个小偷：是淹死还是枪毙他？后来人们决定淹死他。于是这个小偷被扔进了冰河里。但是他却不知怎么竟挣扎着游上了岸。于是人群众中的一个人走到他跟前，把他枪毙了。
我们历史上的中世纪是卑鄙残忍的时代，可即便是在那时，如果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意外地从绞刑架上跌落下来，那人们就让他活下去了。”（18页）
“‘人民委员政府’的代表们的粗野行为引起了普遍的责难，而且这些责难是公正的。形形色色的小家伙过着掌权的瘾，像对待战败者一样对待公民，就像先前沙皇的警察对待老百姓一样。他们对所有的人都大吼大叫，那样子就像过去科诺托普或科赫洛玛的岗警。所有这些行径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为了‘社会革命’而进行的，而这一切是兽性风习的胜利，是腐蚀着我们的那种亚细亚习气的发展。”（20页）
“再没有比统治人的权力更卑劣的毒素了，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使得权力不至于毒害我们，把我们变成比那些我们终生反对并与之斗争的人更卑鄙的食人魔王。”（25页）
“一切真实情况都应当大声地说出来，使我们得到教益。”（33页）
“委员先生们在消灭言论自由的同时……难道他们以为言论的力量能够被他们机械地消灭吗？……难道他们对自己的信心已经丧失到这种程度，以致公开地、放声讲话的敌人都使他们害怕，所以他们就企图堵住他的嘴，那怕稍稍堵住一点也好了吗？
被迫害的思想，即使是反动的思想，也会获得某种高尚的色彩，激起人们的同情。
给言论以自由吧，尽可能多的自由……”（122页）
“不管政权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
而且我特别怀疑地、特别不相信地对待俄国的执政者——这不久前的奴隶在他获得了充任别人的主宰的可能性之后，就变成了最肆无忌惮的专制者。”（137页）
“不要以为只因人民受过折磨，他们就是神圣和道德高尚的了，甚至在基督教传播的最初几百年里，就有过许多出于愚蠢而受折磨的大殉道者。同时，也不应闭眼不看这样的事实：当‘人民’获得了对人身施行暴力的权利后，他们变成了不比他们昔日的折磨者逊色的兽性的和残酷的折磨者。”（154页）
“布尔什维克中的小鸟们几乎每天都在对我说，我已经‘脱离了人民’。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被‘钉’在人民身上，以至于发现不了人民的缺点，而且因为我并不争着当首长，所以我没有对这些缺点保持沉默和为俄国人民中的愚昧群众大唱蛊惑人心的颂歌的愿望。”（157页）
“取得的只有一个胜利——夺取了政权，还需要夺取许多困难得多的胜利，而我们首先应该夺取的是对自己幻想的胜利。”（181页）
决不要忘记，这是当时当地，犀利见血又恰如其分的评论，而不是过了多少年之后的事后诸葛亮，更不是若干年后的偏向另一极端的时髦言论。现成的例子，上面已经摘引的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介绍性评论，其中的有些话是过于偏颇了。比较一下不难发现，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对俄国社会的剖析，与他的自传体三部曲及《母亲》所描绘的俄国社会，是以同一条主线贯穿的。高尔基对俄国社会——包括对革命后的苏俄的认识之深刻，极少有人能够与之相比。他的思想是鲜明的，而不是隐秘的。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及其他重要作品，在长时期里被严密封存，这当然是其不幸、也是苏联的不幸。但是，其自传体三部曲这样的杰作，原本就是广阔森林中的大树。我想，高尔基在人生的末尾阶段听命于斯大林，当时极其严酷的政治环境固然是主因，脱离了自己对俄国社会的清醒认识则是思想上的原因。
早期的高尔基与苏俄政权的关系，即使从几十年前在中国大陆频频放映的电影《列宁在1918》，他对苏俄富农政策的态度，也于不经意间跃然可见。高尔基对文学和俄国社会、俄国革命的清醒认识、他的思想，是其宝贵的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甚至对中国同样具有发人深思的启示。历史则已证明，苏俄当年消灭富农的政策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