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官在乡村治理的民主时代面临转型之痛，专家认为是村民自治的必经阶段
“(现在的)村干部必须转变(治村)观念，尽管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11月8日，在第五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河北青县某村庄的郭书记碰到了西安财经学院的陈晓莉教授，当双方就乡村精英如何转型的话题展开讨论时，结合自己的经历，满头银丝的郭书记发出如此感慨。
关注乡村精英转型许久的陈晓莉遇到了知己，她不断向郭书记讨教转型的精髓。陈晓莉对乡村精英转型话题的关注缘于对陕西省咸阳市某区苏村的观察。
从“一个顶天”到屡受责难
“过去在村里一嗓子喊到底，我的思想和意志可以100%地推行下去，现在连50%都达不到了。”在接受西安财经学院陈晓莉教授调研时，陕西省咸阳市苏村的刘书记说。而后，他又坦言，现在是他“一生中困难最多、痛苦最大的时期”。
今年50多岁的刘书记思维敏捷。他所在的苏村，地处咸阳市郊区，下辖三个村小组，201户，878人。1980年到2005年间，特别是1999年以来，伴随着城市化脚步的迈进，咸阳市城区向西推进，苏村借助此机遇，采取“集体搞物业、能人办企业、群众搞三产”的村级经济发展模式，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由最初的不足100元增长到2006年的3500万元，苏村成为远近有名的富裕村，刘书记本人也当选咸阳市人大代表。在此期间，1980年开始做苏村党支部书记的刘，在村里“一个人顶天”，村务绝对是他“拿事”。
然而，2005年以来，刘书记的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导火索是村集体土地频频被征用，其中发生的一些事件逐渐引发村民的猜疑和敌对。事实上，自从2005年以来，苏村2000多亩土地如今只剩下606亩。在2006年的一次征地事件中，苏村二组村民提出，某企业给村庄的6万/亩的补偿价格太低，同时认为征地总数量少计算了1亩。于是，村民上访，状告刘书记搞腐败。当地政府部门调查后，认为村民的状告没有依据，但政府调查的结果并不能让村民满意。
2005年的村委会选举中，苏村郑姓村民就联合选举出了新的主任，以掣肘刘书记。新当选的郑主任素有清廉名声，是个“大好人”，但能力稍逊。村民们并不认为郑主任能力弱是个大问题，他们“不选能人，不选恶人，只选老实人”。他们认为，能人上来会算计他们，恶人上来会欺负他们，而老实人则不会，“哪怕村庄不发展”也并不是太大的问题。郑主任上任后，传统的乡村精英刘书记遭遇掣肘，村庄公共事物陷入瘫痪。每每提到刘书记时，郑主任总是指责对方“贪了不少好处”。
白热化的斗争出现在2008年。在当年党支部换届“两推一选”的选举中，以郑主任为代表的村民发动党员，试图通过选举，把刘书记选了下来。最后在上级街道办干部的支持下，刘书记保住了位置，然而，威信已大不如从前。更糟糕的是，村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由远近闻名的明星村变成“栏杆村”。
征地引冲突自治来缓解
陕西苏村所遭遇的境况，在广东不少村庄也不同程度存在。
在南方农村报记者采访中，也频频有镇、村干部抱怨，他们认为是“村民自治把村庄搞乱了”，以前在村庄有威严、说一不二的镇村干部的权威遭遇了挑战，甚至连人格也受到村民的怀疑;自此，农村没有了权威，村民自治仿佛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猜疑、互相拆台、敌对等不和谐因素由此而生。
面对这些看法，研究村民自治的资深专家徐勇教授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村民自治是“一个防患于未然的民主制度”。
从中国长镜头治乱史的角度来看，在人类资源配置、利益分配中总会产生一些矛盾，人们该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
“我们一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矛盾长期积压，不能够得到解决而导致暴力或战乱，这是古代的事情;一个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不断的政治运动;一个是防患于未然的民主制度。”而村民自治就属于第三种。
事实上，村民自治确实释放了农村积压多年的干群矛盾。
“过去镇村干部的权威，主要建立在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上。比如，以前要交农业税，村干部负责征收，在村民的印象里，村干部就是国家的干部，村民有求于村官，那就有了权威。”陈晓莉分析道，此时，村民与村官并非没有矛盾，只是慑于于国家的权威，矛盾被搁置一边。
“现在不仅不交农业税，还给补贴，农民已经不用求干部了。”更关键的是，随着农村“打工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民已不再需要守着一亩三分地来过活，他们离村干部就更远了。在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下，一旦农民土地被征又得不到合理补偿，村民很容易产生不信任村干部的想法。如此一来，他们往往会寄希望于村委会选举，靠选举新的代言人来维护被侵犯的利益。此时，新、旧两派精英的矛盾往往会一触即发。
“在一些封闭的农村，传统精英还能维持权威，而在城郊村，有土地被征用的村庄，农村的矛盾大多很激烈。”陈晓莉进一步分析说。
搞民主需要不断学习
在此过程中，一向一人独大、“一人顶天”的不少村支部书记、村主任难免会有不适感，陕西苏村的刘书记当属此列。
在村民对村官“多吃多拿”非常敏感的当下，一些村官仍然仍认为，“市场经济了，群众算好自己的账就行了，不要老算别人得了多少，在保证村民利益的前提下，村干部有一定自主权是正当的，即便是吃点占点也没什么。”
“在农村熟人社会里，只要你腐败了，德行出问题了，即使你曾带富一方百姓，劳苦功高，也照样会被抛弃。”陈晓莉说。
苏村村民的行动验证了这一结论。他们通过选举，选了一位能力不强，却颇为清廉的村主任。这种情况，暗合于中国农村当下的普遍遭遇，比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基地湖北黄梅村也存在两种类型的干部。
“一种是毛式干部，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干部。这种干部的特点是一心为农，能力不强。第二种是邓式干部，即邓小平时代的干部。这种干部的特点是能力很强，一心为私。这两种干部都不是老百姓心中理想的干部。”徐勇在中国农村发展论坛说上。
那么，乡村治理到底需要怎样的干部?
“理想中的既有能力，又无私心的干部很难存在。所以在当下，就得靠村民自治，让村民自己选，选出什么样的干部，就是什么样，毕竟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徐勇说。
进一步说，农村到底需要怎样的成熟的乡村治理主体，只能通过村民自治的不断探索、推进给出答案。
“民主也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当下(农村选举中释放的各种矛盾)是村民自治必须经历的阶段。”徐勇说。
虽然如此，也有不断思考转型、进步的干部，来自基层的郭书记就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过去在村里，都是我说了算。现在不行了，只要村庄有事，就得开会，征求各方意见。刚开始很不适应，但你不征求大家意见，就肯定会有人出来反对，搞你的鬼。”郭书记告诉陈晓莉，经过一段痛苦的自我救赎，他已渐渐适应新的工作方式。
“不要把村民当做刁民，要尊重他们;要争取他们的认同，关键是要村民得利。”郭书记总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