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炭产业战略调整不是国进民退
提示：这是我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经我审查调整的原稿全部内容，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当时接受采访的基本看法，所以陆续将所有采访内容完整地贴出来，以便校正一些误传和偏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搞清楚问题，所以，希望朋友们发表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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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山西的新闻一向与煤有关，这一次也不例外。在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业改革新政之后，各方的评论、探讨乃至热捧、质疑之声就不绝于耳。究竟是产业结构调整下的资源重组，还是“国进民退”的改革倒车，近一段时间尤其成了中心话题，学者、专家、官员以及各个利益相关方都在充分发表着自己的看法。部分知名学者对山西省政府煤炭产业改革新政有可能导致的“国进民退”的担忧、质疑以及他们的错误言论，也使得山西本地的学者有话要说。
日前山西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
山西不存在国进民退
山西省政府出台的煤炭产业改革新政，被许多人误读为“国进民退”，把山西的煤炭产业战略重组斥之为否定市场经济的行为，称为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倒退。把战略重组称之为“国进民退”，是极不严肃甚至是极端错误的，它严重地曲解了山西省煤炭产业战略重组的政策内涵，不符合山西的实际和现实。用这个概念来概括山西这次煤炭产业重组战略，说情点是不明事理，说重点是别有用心。出之记者之笔尚可谅解，出之学者之口不能宽容。
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产业新政，旨在战略调整，而没有任何所有制结构调整之意。在山西省政府历次出台的各种文件中，根本没有“国进民退”的任何战略意图。深究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业改革新政的本意，是在于对全省的煤炭资源进行战略重组，通过集业化、规模化的战略重组，强化关系国计民生的煤炭产业的综合开发能力，提高产业规模效益、降低环境代价、遏制安全责任事故。山西省政府并没有在煤炭领域实施“国进民退”的设想和打算，资源重组并不是为了调整煤炭产业领域内的所有制结构。国内一些没有认真研究和分析这次山西新政的学者武断地提出“国进民退，有问题”的结论，是极不负责任的。
以“国进民退”为基点讨论煤炭产业的战略重组，是判断问题的立足点出了问题。一些学者以“上纲上线”的视角，指出“是在走改革开放的回头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甚至认为“是思想方面的问题”。他们把经济领域内产业发展问题的争论荒谬地引向了中国改革的“路线之争”。这些错误的推导和结论不仅误导舆论和公众，而且有可能影响国家及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决策者对问题的判断。山西煤炭产业的改革新政，不应该也不能被曲解拔高到涉及是否属于改革倒退、是否否定市场经济地位的高度。
在山西，任何一个产业中都不存在政府有意引导、行政干预国企挤压民营的现象。通过我们的深入调查研究和对山西省政府产业政策的分析，可以说，在山西任何一级地方政府，都没有在煤炭产业乃至资源性领域内实施国进民退的政策和战略。在这次煤炭产业的重组中，符合条件的民资并没有受到来自政府或国企的任何挤压。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整合后保留的1053处矿井中，国有企业办矿198处，比例约为19％，民营企业办矿294处，约占矿井总数的28％，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办矿561处，约占保留矿井总数的53％。加上民资入股成分，民营资本在山西煤炭产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并未改变。
战略资源领域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能削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外学者自不必说，国内一些学者对国有经济同样存在偏见，只要国家出台有关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发展的政策就认为是“倒退”，是“复辟”，这些先生应该知道市场经济并不等于民营经济，西方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消灭和取缔国有企业，没有否定国有企业的地位和在重要领域、非常时期的特殊社会作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较快地得以遏制和摆脱，国有经济功居之伟。
尤其一些学者把国有企业看成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否定国有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的特殊社会地位或作用的言论更是极端错误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很多学者对民营企业在很多领域重组兼并、生生死死的现象视而不见，对国有企业参与资产重组则大家抨击，这些学者显然是他们的“思想深处有问题”。因为这些学者始终淡忘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类似煤炭这样的国家战略资源在国家经济的整体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领域，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绝对不能放弃。在包括取得国际能源定价权方面，我国也更加需要做大做强的资源类企业。无论是为了山西的未来，还是为了我国下一个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都要求在类似煤炭这样的战略资源领域由国有和股份制、民营企业等具备更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把握。这也真是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产业正略重组新政的目的之一。
谁来打破资源型地区的资源诅咒
有关山西煤老板在外省买房的报道时时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甚至有媒体采访发现，在山西居然遍布着来自东南沿海的楼市广告。煤老板们在山西攫取利益之后转而跑到外省其投资和消费，早已不是秘密。而目前普遍质疑山西煤炭改革新政的浙商们，更加不会把家安在山西，当他们从山西的煤炭中赚钱之后，是不会留在山西境内谋划基业的战略发展的。这在2004年温州“炒煤团”进军山西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一问题。据说，这次战略重组，浙江商人会带走600亿左右的资金，但是，他们在山西发展的这3-5年间，留给山西的资源环境恶化状况国家和山西花600亿能治理得好吗？资源诅咒的怪圈必将还得套在山西老百姓的头上——这是教训，值得其他资源依赖型地区记取。从全球经济历史的视角考察，资源依赖型的地区经济往往会陷入资源诅咒的怪圈，资源充足时该地区表面的经济繁荣会在资源枯竭时荡然无存；而就总体而言，资源依赖型地区的经济发展总体上是落后于其他地区的——这种趋势，全世界都没有改变过。
在我国改革开发30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中，以山西为代表的内陆资源充足的省份，为沿海地区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低于国际定价水平的能源，在这一点上，山西等内陆省份的贡献不可忽视。这也是很多山西人喜欢调侃的：把从山西出省的煤炭中，每吨提价50元，山西恐怕就是全国最富的省份，过去山西没有这样做，以后山西也不会这样做，为了 “不会这样做”，山西必须进行煤炭产业的战略调整。
因而，能够打破资源诅咒怪圈的，不可能是炒煤团等极具投机性的投资商们。只能依靠中央和本地政府及经过战略调整——身兼社会、经济责任的企业集团的努力。民资攫取利益的天性表明，民资是不会主动而自觉承担这一沉重的社会责任的。在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中，是国有煤炭企业加班加点地生产，提供了南方省份亟需的煤炭。彼时，众多的民营煤老板们正在阳光明媚的地区过春节、度假呢。
在对山西省煤炭改革新政的质疑声中，有质疑认为此新政难以遏制山西层出不穷的安全事故。简单地说，煤炭领域内的安全事故分为两大类：责任事故与技术事故。通过深入调研，我们发现在大型企业中常发的是责任事故，而在中小型的民营煤企中，常见的则是技术事故。因此，通过做大做强煤炭产业，自然可以遏制煤炭领域中发生的安全技术类事故。
战略调整的技术成面应该纠偏
针对民资提出的入股和兼并收购中的定价评估问题，应该引入市场化的第三方进行评估作价，建立科学、公平的评估体系，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既不能压低股价，损害民资利益，也不能抬高价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害国家利益。两个方面出现的问题都是极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应该纠正。
而对于小型民营煤矿在以往经营过程中与当地居民产生的利益纠葛及利益分配问题，需要政府在新政的实施过程中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长效机制，这本身也是政府的责任所在。在煤炭行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如何治理环境，如何保障和提高原先依赖当地煤矿生存的村民的生活水平，都应该尽早提到日程上来，一揽子解决。
学者们应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最后，
没有调查研究、分析论证，仅凭道听途说就轻易地发表言论，这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严谨的学者不为的。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