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粤港澳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座谈会上，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表示，“深圳将制定《南方科技大学章程》，交深圳市人大审议，避免政府直接与学校打交道会造成的行政干预，实现大学自治。”(中国青年报11月13日)

　　育教学等自主权时，学校（及其教育者、受教育者）可提出检举、申诉，人大机构组织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政府行政干预办学事件，并对政府部门（或当事官员）严肃问责。如果没有这样的问责制度，学校实在难以避免在与政府直接与打交道时受到行政干预，而无处申诉。 《高等教育法》未得到落实就是前车之鉴，在这部法律中，居然没有常见的“法律责任”内容，仅仅在第八章“附则”中，有 “对高等教育活动中违反教育法规定的，依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这么一条。如果深圳制订的《南方科技大学章程》，明确了“法律责任”，为大学自主权被政府侵犯设立明确的救济机制，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南方科技大学真能做到自治，与此同时，这也可为《高等教育法》的修订完善，提供经验。否则，纳入立法程序的大学章程，很有可能走不出所有上位教育法的宿命。

　　

　　深圳市的做法，无疑具有“开创意义”：不但明确新建的南方科技大学将依据《大学章程》这一法律文本自主办学，还明确《大学章程》提交人大立法审议。如果《南方科技大学章程》由深圳人大审议通过，这将是我国高校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大学章程。

　　

　　育教学等自主权时，学校（及其教育者、受教育者）可提出检举、申诉，人大机构组织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政府行政干预办学事件，并对政府部门（或当事官员）严肃问责。如果没有这样的问责制度，学校实在难以避免在与政府直接与打交道时受到行政干预，而无处申诉。 《高等教育法》未得到落实就是前车之鉴，在这部法律中，居然没有常见的“法律责任”内容，仅仅在第八章“附则”中，有 “对高等教育活动中违反教育法规定的，依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这么一条。如果深圳制订的《南方科技大学章程》，明确了“法律责任”，为大学自主权被政府侵犯设立明确的救济机制，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南方科技大学真能做到自治，与此同时，这也可为《高等教育法》的修订完善，提供经验。否则，纳入立法程序的大学章程，很有可能走不出所有上位教育法的宿命。

　　可是，这样的“开创”，也同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依法治教的尴尬。1999年1月施行的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二十条规定，申请设立高等学校的，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章程；第二十八条规定，高等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学校名称、校址、办学宗旨、办学规模、学科门类的设置、教育形式、内部管理体制、经费来源、财产和财务制度、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章程修改程序等事项。依据这样的法律规定，我国所有高校在成立之初，就应该都有章程（这在国外大学被称为是大学的宪章）。也就是说，深圳在举办南方科技大学之初，就确定其章程，乃依法行事而已。

　　

　　而深圳将制定《南方科技大学章程》却成为了新闻，原因是，在《高等教育法》实施10年之后的今天，明确有《大学章程》的不过几家——2005年12月,吉林大学通过《吉林大学章程》，学校发布消息时称“率先”在国内高校中推出大学章程；2006年4月，上海交大发布并实施《上海交通大学章程》；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的《华中师范大学章程》初稿形成，学校称正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力争2008年内颁布实施，但后来没有下文……而就是这些大学的章程，其实也并非真正意义的章程，大多属于校内的行政文件，并没有通过学校举办者的同级人大机构审议，也就难以规定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从而面临没有法律地位，难以落实，以及被新任校领导随意更改的问题。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有的明确规定，可却一直没有得到实施，那么，人们不禁担心，《南方科技大学章程》，会不会遭遇同样的处境：虽有法律明确学校的自治地位，但最终却得不到实施？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这样的担忧是十分现实的，同样是《高等教育法》，其实也早已明确高等学校拥有包括“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等7项办学自主权，可至今，这7项自主权无一得到落实。

　　

　　华中师范大学的《华中师范大学章程》初稿形成，学校称正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力争2008年内颁布实施，但后来没有下文……而就是这些大学的章程，其实也并非真正意义的章程，大多属于校内的行政文件，并没有通过学校举办者的同级人大机构审议，也就难以规定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从而面临没有法律地位，难以落实，以及被新任校领导随意更改的问题。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早已有的明确规定，可却一直没有得到实施，那么，人们不禁担心，《南方科技大学章程》，会不会遭遇同样的处境：虽有法律明确学校的自治地位，但最终却得不到实施？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这样的担忧是十分现实的，同样是《高等教育法》，其实也早已明确高等学校拥有包括“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等7项办学自主权，可至今，这7项自主权无一得到落实。 所以，对于《南方科技大学章程》来说，比立法更重要的是，更应该关注怎样落实大学自治。在笔者看来，为确保章程的实施，有必要在明确举办者和学校的权利与义务的同时，明确对政府部门越权干预学校办学、侵犯学校自主办学权利的问责。最适宜的方式，应是当政府部门越权干涉学校招生、学科设置、学术研究、教师教

　　所以，对于《南方科技大学章程》来说，比立法更重要的是，更应该关注怎样落实大学自治。在笔者看来，为确保章程的实施，有必要在明确举办者和学校的权利与义务的同时，明确对政府部门越权干预学校办学、侵犯学校自主办学权利的问责。最适宜的方式，应是当政府部门越权干涉学校招生、学科设置、学术研究、教师教育教学等自主权时，学校（及其教育者、受教育者）可提出检举、申诉，人大机构组织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政府行政干预办学事件，并对政府部门（或当事官员）严肃问责。如果没有这样的问责制度，学校实在难以避免在与政府直接与打交道时受到行政干预，而无处申诉。

　　

　　《高等教育法》未得到落实就是前车之鉴，在这部法律中，居然没有常见的“法律责任”内容，仅仅在第八章“附则”中，有 “对高等教育活动中违反教育法规定的，依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这么一条。如果深圳制订的《南方科技大学章程》，明确了“法律责任”，为大学自主权被政府侵犯设立明确的救济机制，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南方科技大学真能做到自治，与此同时，这也可为《高等教育法》的修订完善，提供经验。否则，纳入立法程序的大学章程，很有可能走不出所有上位教育法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