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遒，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

　　作者：亢振洲
　　
　　最近，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一语在网络上迅速“走红”，众多媒体的评论几乎清一色地给予挞伐。言辞之激烈，攻势之迅猛，为近日之少见。“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太需要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谁听了不窝火？不气愤？美国那么强大还需要钱学森这样杰出的人才呢，我们为什么就不需要？真是岂有此理，一派滥言！有人还说他是一个糊涂人。

　　但笔者反复看了王义遒的博客和谈话全文，认为大家对王先生的谈话有点偏离了方向之感，未免过激。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仔细斟酌一下王先生的谈话全部，我倒认为王义遒的谈话不无道理，而且切中了“为什么中国出不了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

　　王义遒和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谈话是这么说的：记者问：钱老晚年时最大的担心，就是中国创新人才培养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义遒答：这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

　　王先生的话说得很明确，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出杰出人才的时代。他的理由也很正确，在一个追求经济高增长，靠劳动密集型经济，靠大量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时代是很难出杰出人才的。出杰出人才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不唯利是图的、摒弃急功近利的、有相对好待遇的时代，而我们现在的时代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环境。

　　“解放后有段时间，中国发展非常快，“两弹一星”上天，大家都归功于西南联大教育，说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我对这问题还有另一种看法。西南联大的教育确实很成功，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这批毕业生成才时，正好是新中国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这些人就都成了领军人物。这就是当时的形势要求。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着急，形势到了，人才自然会应时而生。”王义遒所说的的确很有道理，解放之初，我们的国家很重视科技人员的创造性发挥，那时的知识分子的待遇是大大高于一般官员的，钱学森一回来月工资就达到330多元，相当于副总理。住房是一座小楼，还有公车。而现在呢？哪个科学技术人员有如此优厚的待遇？多数科学技术人员的待遇不如一个科长、处长，更别说和副总理相当了。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环境，尤其是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后，很多科学技术人员都得拼着命的挣钱，要不就没有房子、车子、票子，指望他们一心一意埋头科学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人要吃饭、要活着就得放弃远大理想，只顾眼前利益。

　　记者问：在您看来，咱们现在的科技创新人才有多少能够处在世界前沿？

　　王义遒：可能还是比较少。我们在世界顶尖的领域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恐怕是整个氛围和环境的问题。现在不断有海外人才引进来，但目前的学术环境不改变，可能很难让他们自由地发挥长处。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实际上也是从欧洲或其他地方去的，但他们在美国就能够生根发芽。能把世界一流人才吸引过来，你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

　　王先生的话真的一针见血！社会环境、科研氛围，都是阻碍我们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美国为什么能出那么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而且很多都是外国人。原因不解自明。“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桔”，盖环境使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尤其是拔尖人才的科研环境和氛围都不具备美国的条件。中国人或者华人很多在美国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他们如果在国内估计也获不了奖，我们缺乏这样的环境和气候条件。

　　至于说到教育，王义遒说，教育不能够扭转乾坤，但并不是说教育没责任。教育难负其重。他还列举了学校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学者热衷当官、“武大郎开店”和单位所有制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切中当前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要害。在一个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官本位”至上、眼前利益高于一切、缺乏学术自由和人才自由流动的环境下我们怎么企望出现杰出人才？

　　王义遒还说：“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我觉得钱学森身上最宝贵的精神也是这一点。把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跟科学、不断追求未知的兴趣融为一体，这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只可惜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正在丧失这种精神。这一点我们需要觉醒。”王先生的这段话不但发人深省，而且振聋发聩！我们现在小学、中学、大学都在搞爱国主义教育，但效果如何？有几个大学生、硕士、博士是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情怀去选择自己的工作？有几个知识分子甚至党员干部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去实现自己的价值？不敢说没有，起码怀着这种情怀和理想的人比上世纪60年代以前少得多了。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

　　一个没有远大理想、远大抱负的人是失败的；一个没有远大理想、远大抱负的民族是失败的民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崇高情怀和理想在新一代知识分子心中已经渐行渐远，而热衷的只是权力和实惠，因此就有很多知识分子甚至学者、教授被利禄绑架，与权势联姻。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因此我认为，王先生所说的“这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出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这句话不但有道理，而且很有道理。他不是说“我们现在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而是我们的时代只需要能把GDP搞上去的“人才”。这是多么一种辛辣的调侃？抑或是新的春秋笔法。而要想出杰出人才只能期待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了。而这个时代必须是学术自由、科学至上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