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晚，一些媒体朋友在熊伟办的一间社区公益图书室会晤了因写作《中国农民调查》而享誉全国乃至全球的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陈桂棣夫妇向熊伟的图书室捐赠了50本他们刚刚出版并在法兰克福参展的新书——《小岗村的故事》。这两本书，加上前不久他们在台湾出版的《等待判决》一书，被人们誉为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三部里程碑式的调查作品。我是认同坊间的这个评价的，在我非常有限的与中国三农问题有关的阅读中，陈桂棣、春桃夫妇的作品和曹锦清的《黄河岸边的中国》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它们因汇集了大量第一手的可信的调查材料而凸显出在大多数中国作家和记者的作品中难得一见的冷峻的真实。
    叙谈中，陈桂棣向我们披露了小岗村前党委书记沈浩猝死前的一些细节，还沉痛地讲述了小岗村土地流转的现状。据他叙述，小岗村的土地现已被卖得差不多了，国内的企业，甚至国外的大公司，都在小岗村成百上千亩地买地。村里给村民的补偿（买价）只有万把块钱。村民当然都不愿自己的土地被廉价强行“买”走，无奈之中，他们不顾天寒地冻，昼夜睡在地头，以阻挡推土机的推进，这当中就包括当年带头大包干时按下血手印的十八勇士的后人。
    陈桂棣还讲到，小岗村从当年因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敢为天下先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象征，到现在人均收入仅位居全国中游（人均年收入4000元左右），30年彳亍不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环境、政策环境的制约。
    笔者最关注农民自身对于把土地所有权明晰到户到人的态度，于是，试探性地问陈桂棣，至少应该有95%以上的农民愿意这样吧？陈桂棣说，哪里啊，绝对是百分之百以上的农民都愿意这样（即土地私有化）！陈桂棣、春桃亲自调查过的农民数不胜数，他们的结论应该是令人信服的。
    对于官家和专家很替农民“操心”的那些问题——一旦私有化，会很快形成土地兼并浪潮，大量失地农民就会变成彻底的无产阶级，生活无从保障，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陈桂棣和笔者的认识基本契合。现在就已经很疯狂的土地兼并不会在所有权明晰后加剧，相反，土地所有权明晰之后，土地兼并的势头会减缓下来。现在的土地兼并（强行征购）之所以如此猖獗，就是因为农村土地名义上为集体所有，农民在土地交易中毫无话语权，极少数人可以挟集体之名而强行交易；设若农村土地皆为农民自己所有，官家和与官家勾结的开发商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可以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强行劫掠吧。要知道，要硬抢一个在法律上有明确归属的东西，在任何社会中，那成本都会是非常巨大的。一些官家和专家以为农民拿到土地所有权后会毫不珍惜地将其挥霍一空，是想当然地把农民设想成了绝对不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非人类的傻瓜动物。土地所有权明晰后，即便是确有救济无门的农民想变卖自己的土地，他也可以按照市场行情卖个不菲的市场价，这总比动辄被强行廉价征购更有保障吧。官家和某些专家置目前借土地为国有或集体所有而以征地拆迁方式大肆劫掠居民房地产致民怨沸腾访潮难息聚讼纷纭的现实于不顾，却放言将土地真正归民所有后反而会致社会不稳，不知这是哪家的逻辑！

    在交流中，陈桂棣夫妇和笔者都认为，中国农民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土地所有权的明晰化，就在于非农化。中国只需有1亿农民就足以生产出养活13亿人口的粮食，把七八亿农民都束缚在土地上，是对劳动力的极大浪费。要实现农业人口的非农化，有几个根本性的制度前提：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让城乡人口自由双向流动就业；打破官家和国企垄断一切能赚大钱的领域的局面，大力拓展民间投资兴业的渠道；无分城乡，向全体国民平等开放所有就业领域、岗位（中央国家机构的公务员岗位只许京籍人士报考，一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公务员岗位只许有城镇户口的人报考，这岂非荒唐！难道中央政府只是北京人的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只是城镇人口的政府！按此逻辑，京外人口和农村人口就完全没有义务纳税供养政府）；建立平等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GDP连年高速增长，2008年，GDP总量已达30万亿以上，财政收入亦达6万亿以上，政府用于自身的支出竟达70%。若公正分配公共财力，完全有条件在近期建立健全这些基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