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需要竞争，学术需要自由。

　　

　　在学术方面如果没有自由，但强调竞争，学术就是异化的。学术更多需要的是自由。对学术而言，自由比竞争更重要。

　　

　　应当取消有关研究生发表论文的硬性规定。

　　

　　国家应当多办一些公开发行的刊物，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刊物的寻租行为。只要不违反原则问题，应当让刊物自由发展。

　　

　　对专家也应建立学术制约机制。如评职称、论文评奖、课题鉴定等，要公开专家的鉴定意见，要接受社会的监督。

　　

　　公开化是对付不好现象的一种有效手段。

　　

　　在没有阳光的地方，腐败就会产生。

　　

　　目前，一些方面在学术评审上采取了一些保密措施，但也要强调公开的措施。实质上，若一切都公开了，反而就公平了。

　　

　　中国文化是一个面子文化，知识分子也是好面子的，所以，建立公开的机制对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

　　

　　在评职称时，应当将被评人员的条件都公布，同时，也要将评审专家公开、评审过程公开，同时，评审专家应当对没有评审上的进行公开解释或说明。

　　

　　评审专家不能能只享受权利，而没有责任。

　　

　　目前，学术腐败是越来越严重。

　　

　　一个没有正义的社会，注定是一个要不断遭受失败的社会。

　　

　　正义是社会走向胜利的坚实基础。

　　

　　反复的失败，而没有产生醒悟，就说明已经是麻木。

　　

　　一个麻木的民族，就是一个植物人。在一个属于达尔文的社会里，植物人就是人家的盘中餐。

　　

　　麻木加上不仁，就是犯罪。在一个麻木不仁的社会里，一个人要么是可恨的，要么是可怜的。

　　

　　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启蒙，但在中国，知识分子却需要别人来启蒙。

　　

　　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生存生态。来自权力的压抑；来自财富的压抑；来自知识的压抑。

　　

　　自杀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他人而自杀。当一个人感觉自己的存在只是给别人带来麻烦时，这时一个人就觉得有一种内疚感和失望感，当这些感觉产生的痛苦太大而超过死亡的痛苦时，自杀就成了一种选择。这种自杀带有一种圣者的味道。这种自杀也是为了实现一种个人尊严而作出的一种选择。

　　

　　另一种是为自己而自杀。当一个人的个人欲望不能有效实现时，痛苦就会产生，当这种痛苦大于死亡的痛苦时，自杀也就成了一种选择。产生这种自杀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可能是个人的欲望太强；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社会不公。

　　

　　两种类型的自杀，前一种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坚强，而后一种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软弱。前一种自杀是一个圣者的选择，而后一种自杀是一个懦夫的选择。

　　

　　对于自杀者，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宁可让坏人完蛋，也不要毁灭好人。斗争，斗争，斗争，千万不要自我毁灭。

　　

　　越是处在高位的人，自杀的压力越大。这里的高位主要是指一种虚的高位，如明星、知识分子、作家等，这些人虽然处在社会的较高层，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实际保障，很容易受到伤害，从而导致这部分人产生一种失落感。但对于一些有实权的人而言，他们虽然没有明星、知识分子、作家等那么高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有实际的好处，有实际的地位，而且他们有实际的保障，不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对于这些人，自杀的压力就小。当然，自杀在各个阶层都有，形成自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可能与遗传有关。

　　

　　当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落差越大时，人际之间的压力就越大，社会中自杀的比例可能就越高。但这种情况也受到文化的制约。有宗教的，有来世的，就会将这种不满转移到另一个层面，从而可减轻自杀的压力。

　　

　　在一个没有来世的文化中，如果贫富差距拉大，而且没有规则，自杀就可能增加，或者犯罪就可能增加。因为人们有怨气，总是要有一个发泄的渠道，当把这种怨气发泄到自身时，就是自杀，当发泄到别人身上时，就是犯罪。

　　

　　有些人将不守规则看成是创新意识，这是一种误解。守规则与缺乏创新本质是两会事。守规则的社会是有利于创新的，而不守规则的社会实质是不利于创新的。因为有规则的社会为创新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而一个混乱的社会是无法为创新提供好的环境和预期的。

　　

　　

　　

　　

　　宋圭武 2009-11-11 记于 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