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出和“小姐姐”共侍一夫的情史，挖掘母亲和多个男人的瓜葛与旧情，虹影的新书《好儿女花》的出版，像一枚重磅炸弹，以决烈的姿态撕裂了她自己的生活。其中的不少人物，都能在虹影的生活中找出“原型”。当书中的小唐被“认定”为赵毅衡，虹影反问说，到底是不是，为什么不问一下他本人？而当本报记者给赵毅衡打电话时，他没有接；发去短信，他只问了记者的名字，就再也没有回应。
虹影将自己的勇气，归结为自己是一名私生女的不合法身份，她认为，自己的不正常出生，就注定了她是一个伴随着争议、反叛的作家。虹影的这段写作，由于以近乎回忆式的书写，意味着一名作家对亲情和爱情的最为大胆的挥霍和质疑。
首先“伤害”自己，粉碎自己
南方都市报：你的新书出来后，“二女侍一夫”成为很多新闻报道的标题，为什么虹影的每次出场总是伴随着争议？
虹影：因为虹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争议，非婚生女身份就是一个说明。白烨在北京新书首发研讨会上就说，我的私生女的身份，注定了我的写作是这样的，私生女情结让我变得和别人不同，因为私生女不是婚姻的结果，而是绝对的爱情结晶，对情与性到了狂热的程度，对秩序、对规矩是超越的、反叛的、不屑一顾的。这样一个身份也始终影响我，它决定一个人跟传统永远是逆行的，不按常规出牌，她自己的写作、生活也永远都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我想她永远是一个先行的、前卫的、类似于踩着雷区的先锋队员角色。
南方都市报：你不担心会成为朋友和亲人眼中的“危险人物”吗？
虹影：很多人都会这样替我担心。一位在美国的朋友就写信给我，说她看了这本书，她的震惊让她不敢呼吸，她希望这是一本完完全全的小说，而不是真的，作为读者，她欣喜自己读到了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可是作为我的朋友，她说她的心都读碎了。可是，我不当先锋，谁来当先锋，我不牺牲，谁牺牲？我的出生身份就注定了我的人生之路是怎么样的，我会打破陈腐发酸的传统，会跟这个传统逆道而行，所有的教条、框框在我看来都是无所谓的。你问我有没有担心过成为一个危险人物，“伤害”到周围的人，我也担心过，但是，在我写作的时候，这一切又都不存在了。因为我首先“伤害”自己，粉碎自己。
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写作，一定会给你带来麻烦吧？
虹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我的心灵会遭受到很大的痛楚和苦难，对我的体力和精力是很大的消耗。当然，在写作上也面临挑战，你很容易把个人的主观意识放进去，如果小说家不能跳开来，以一个残酷的姿态来进行自己的写作，最终是写不好这本书的，甚至会落入俗套，成为一个怨妇，或是一个复仇者，进行算账。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决定了谈论家族的私隐和上辈的情爱、性事是一种耻辱，应该密不可宣，做到家丑不可外扬，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是要冲破这样的禁区。你在书中也看到了，小说里家族中的人的变态和多面性，人性的残酷，男女关系的丑恶……生命中最能伤害你的是谁？不是别人，而是你最亲的人，你的亲人！这就是生活的残酷。生活本来如此，不能回避。有人在博客上就说，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作家敢于这样做，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解剖自己是那么地不留情。
南方都市报：做了母亲的虹影实际上依然未变，虹影还是那个虹影，依然暴烈而凶狠。
虹影：这都是我母亲给我的，如小说开始所言，她不在了，我要怀揣利刃面对这个世界。我的母亲身上就有很多暴烈的东西，她这一生就是不肯对命运低头，当年怀我的时候，在到底要和不要之间，她还是决定要，你想，当时是1962年，她和丈夫之外的男人怀了这么一个孩子，还要生下不合法的我，要面临多大的压力，当时很多可怕的字眼都用到了她的身上，人们要置她于深渊之下，要她活也活不成，死也死不了，但是，她承受住这一切，用整个生命去对抗，用活下去来对抗。
文革时期，她被人整、斗，甚至被人强暴，用自己的身体去救别人。即使到了晚年，她身边的人对她不好，饥饿和孤独使她回到过去岁月，她就一步一步走到江边拣垃圾，如果大饥荒、文革的黑暗是可以摸得着的，能清楚地感受到的，晚年的黑暗，实际上是摸不到的，你不知道自己的敌人在哪里。这种恐惧的黑暗是非常可怕的。相比现时之黑暗，她情愿回到前一种黑暗中。
我对孩子的教育不会依照“道德”进行
南方都市报：从《饥饿的女儿》到《好儿女花》，似乎可以看出作为小说家的虹影越来越不满足于虚构了。
虹影：我经常在大学演讲时，说到生活远比小说更像小说，但是也更残酷。我们小说家只是将生活的一种状态用艺术的语言表述出来。可是我们做这项工作时，经常感觉无能为力，因为生活在我们表述时，变得更加狰狞可怕。
南方都市报：这也是你选择自传体的原因吧？
虹影：我要让我的女儿了解她的母亲和外婆的过去，我相信痛苦的记忆是会遗传的。女儿经常会在夜里做噩梦，就是重庆话里面的“发梦冲”，哭得非常惨，完全不是一个孩子的哭法，我相信，是我将我那些痛苦的记忆遗传给了她。为此，我非常难过。我把这些不堪回首的过去写下来，就是要把自己送上审判台，进行一次寻找自我救赎，寻找答案，哪怕部分答案也好。
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过去，不能面对那过去，怎么能够继续往前进行？整个社会也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如果我们都不能面对自己以往的一无所知、迷惘、难堪和经受的折磨，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那我们怎么可以面对以后的生活？我曾经多少次拿起笔来想推开自己那些年的生活，那些不为人知的挣扎和失落，可我办不到，那些阴影就跟影子一样跟着，压在身上，一年重于一年，直到三年前，我终于做到了，写完最后一个字，才吐出一口长气。
这本书出来后，好些十多年都没联系的朋友们看到了这本书后，都泪流满面，来信来电话。在今天这个心灵坚硬、冷漠的社会，一个作家的作品能让一个人哭，应该是值得欣慰的。这证明我的书触碰到了一个人的灵魂深处，触碰了我们不敢触及的部位。我的写作和当今文坛流行的东西截然不同，就在于我敢于触碰那些内心的阴暗。
南方都市报：你实际上是以和生活决裂的激烈方式，承传着一个私生女基因？
虹影：要想和过去的所有生活都决裂是办不到的，记忆、一个人的根和童年意识，都无法摆脱，一个人别想和过去决裂。即使身份能够挣脱，但是，你的成长是和父母给你塑造的环境有关的，你无法挣脱得掉。可是这些东西，却对一个作家来讲，是一笔博大的财富。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把这本书给你的孩子读，真的合适吗？
虹影：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如果只给她看美的颜色，没有灰暗的颜色，那她就没有看全世界，这是一个母亲失责。我的母亲给了我太多阴暗的颜色，是因为她当年没有办法给我明亮欢乐的东西。所以，对孩子而言，让她读这书，我相信她会明白这暗色会衬出快乐的色彩。
南方都市报：成为母亲的虹影，在教育孩子时，会成为一个道德的看门人？
虹影：道德标准的制定，是几千年来长期形成并默许的契约，它让人来就范。很多媒体报道我先结婚后有女儿，不是，我是先有孩子，后结婚的。这是中西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不结婚有孩子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也是正常的。对我而言，我重视感情本身，而不会在意那一纸公文。我对孩子的教育，不会依照大家所说的“道德”进行。
我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去挖“祖坟”
南方都市报：和《K》相比，这本书中的性描写似乎是有保留的？
虹影：《好儿女花》要表达的不在性，我也写了性，但最后我把自己认为最美的一些东西拿掉了，我认为写性会破坏这本书，表达家庭人性的多面性，比写性要重要得多。一个作家像外科医生一样，手上有一把手术刀，如果她能把她最看重、认为最重要的地方拿掉，那这本书就会非常冷静而有张力。
南方都市报：在你“发现母亲”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带出了人物所处的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政治。
虹影：没有像我母亲这样一个人更能真实地表现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了，这本书涉及我母亲的个人悲剧，这和国家命运是连接在一起的。
南方都市报：中国作家似乎都有无法摆脱的苦难意识和写政治的快意，在你的这本书中，也有不少对政治事件的描绘。你如何看待政治和一个作家的关系？
虹影：政治对很多作家是一个忌讳，对政治敬而远之，在中国，政治和文学未处于一种正常状态下。很多作家在写作中，考虑题材和故事时，会有很多尴尬，寸步难行。不过，对我而言，我会选择做自己想做的、认为正确的事情，至于出版环节，我不可能完全控制。也许有人会认为，虹影为什么这么写，是因为在西方生活过，她的思想就是和我们不一样，没有写作的限制。其实不然，像我这样的人，即使一直在中国，我也不会跟随潮流和拟定的规范来写作。
比较现在的作家和以前的作家，有无写作的枷锁，作品完全会不同，文学的厚度也不一样，一轻一重。哪怕他能写得才华横溢、天马行空、洋洋洒洒，可以写出先锋作品来，但是，绝对写不出有历史文化的厚度、有苦难意识的作品。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因为社会体制不同，好多优秀作家在东德，在那样的压制的环境中，作家会有爆发力。中国年轻的一代作家，我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去挖“祖坟”，那样的话，他一定能写出与之前不一样的作品来。这是个乱世，必会有腾空而起的天才出现。
本文转自：南方都市报
本报记者 钟刚 实习生 潘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