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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饥饿规定了人类的界限，它使人类的一切活动，首先要围绕自己的胃部进行。可以说，胃是人类身体上自配的刑具，它将对人类进行定期惩罚。饥饿具有无法控制、无法克服的特征。人类对性的欲望可以通过手淫等方式予以解决，但人的身体上没有任何器官可以协助胃部解决饥饿的问题。鲁迅说：“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还说：“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亲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鲁迅：《听说梦》，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所以，胃总是显得孤立无援，更何况，胃担负着比性器官更加重要的使命——维持生命。在基本生存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性的繁衍几乎是奢望。
活活饿死，大概是最拖延、最屈辱的死亡方式之一。饥饿的生理后果是，随着体内积存脂肪和肌肉等组织的消耗，人的体重迅速减轻。按一天摄入约合一磅谷类食物的1600大卡热量计算，一个人的体重将在两到三个月内减少四分之一。（《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我们可以透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目睹人在饥饿中的状态：
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8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这仅仅是饥饿的初级阶段。此后，饥饿中的人们将进入第二阶段：“体能下降和发生昏睡。若此时摄入食物持续减少，人的体重随之下降，死亡率上升。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一阶段人的意向全部由渴望食物的强烈愿望支配，其他意念迟钝。道德准则下降，发展至极端，谋杀和人吃人可能出现。”（同上）这一阶段，人的身体不再萎缩而是开始肿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浮肿。《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于浮肿的定义是：“指结缔组织的空隙中不正常积聚透明的液体”在极度缺乏蛋白质的情况下，液体就会从血液中流出渗入到周围组织。当针刺时，水肿的组织就会“流出微量不凝结的液体”。（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安徽凤阳有37，7％的人口患有各种因饥饿导致的病症，其中大多数为浮肿。见王耕今等编：《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年》，第194页，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版）
我大学时期的英语教授、美国著名学者 巫宁坤先生在他那本曾经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著作《一滴泪》中，描述了饥饿中的他在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变化时的恐怖：“我是第一个严重浮肿的病例。我日益消瘦和衰弱，脚踝骨肿胀，在被迫下地干活时，两腿无力得常常摔倒。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模样，也没有镜子。但是看着别的劳改犯那可怕的样子，我也能感觉出自己肯定像鬼一样。”（待查）
据云，人们在饥饿的濒死阶段会出现一种“死相”。在蒲宁的《红鲨》中，曾有过对这种恐怖面容的描写：“饿得最凶时，我们所看见的，那已不是一张张人脸。在人们颈椎上蠕动的，是一副副白纸面具，有点像午夜美国三K党，面具上毫无人血，也无人气，更无人相。人皮直似一层透明薄纸，一扯就破。最突出悲剧性的是双眼，深深凹陷，两粒睛珠，如两颗念佛珠，每副人相全是凄凄惨惨而形象有点狰狞。”（饥饿的亲历者张贤亮在《我的菩提树》中将这种“死相”描述为“面部和全身皮肤发黑，失去光泽；头发枯焦，眼屎增多，但双眼却出奇地发亮，发出一种‘贼光’，即一种贪婪的、闪烁不定的、怯懦而又狡猾、软弱而又狠毒的光芒。不过没有一个人看了会害怕，因为彼此的眼光都差不了多少。” 见张贤亮：《我的菩提树》，第44、45页，作家出版社，1994年版。著名导演陈凯歌也在他的自传中提到这种眼光：“老人抬起头，眼睛晶亮晶亮，刀子似的一闪，孩子们就一哄而散。许多年以后，我才从朋友的书中知道了，只有就要饿死的人，才有那样晶亮的眼睛。”见陈凯歌：《少年凯歌》，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在《一块银元》的叙事体系中，银元只是道具，而真正控制人的命运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饥饿。由于饥饿具有普适性——任何人都会产生饥饿感，而且所有人对于饥饿的感觉大致相同，（我认为对于饥饿感的趋同性远远大于性欲，每个人对性的感觉差别是很大的），所以，由饥饿来承担控诉旧社会的使命，是叙事策略上的成功。在人类的所有身体体验中，只有饥饿，能够调动人们共通的情感资源，特别是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对饥饿的夸张式描写，很容易唤起共鸣甚至恐慌。像《绿化树》中写的：“普遍性的饥饿正使千千万万人共享着同样的命运。”（张贤亮：《绿化树》，见《十月典藏品• 黄卷》，第19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而雪天讨饭被狗咬，更成为当年忆苦思甜作品的标准公式，它确实容易使叙述者得到实惠。
我们的文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胃的文化史。操纵创作者的首先不是头而是胃。在中国历史中，胃从未缺席，缺席的是食物，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为胃奔忙的国家。中国最早的出土器物，许多都与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郭沫若认为：“中国的古物属于有史时期的只出到商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郭沫若卷》，第十四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郭氏所说的古物，即指商周青铜器。在这个青铜器的家族中，礼器占有最显赫的地位。而这些礼器，则全部为烹炊器、食器、酒器和水器。它们有着夸张的体量和繁复的纹式，人们为它们准确了精确的称呼：鼎、鬲、甗（烹炊器），簋、簠、敦、豆（食器），尊、彝、瓿、罍、壶、禁（酒器），盉、鉴（水器）等。（王国维说：“（古器）形制之学，实为宋人所擅扬，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之所定也。”见《王国维文集》，第4卷，第12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而在商周青铜纹饰中，一种食量巨大的神兽——饕餮，更是频繁出现。这表明了古人对于饮食的敬畏和礼遇。显然，这些笨重的青铜器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适用，它们不是我们所热爱的火锅，可供我们赤膊上阵，紧密围绕在它们周围，放肆地饮酒和流汗，它们出现在最庄严的场合上，有精致的礼仪与它们相呼应，正是这种烟雾缭绕的神秘气氛，把食物推向神圣的地位。古代的帝王们把“鼎”视为镇国之宝、传国之器，把攫取权力称作“问鼎”，而鼎的核心，正是食物。祭祀者以最坚硬的物质安置食物和保卫他们的胃。他们会在神灵享用完以后，分享礼器中的牺牲供品。所谓“钟鸣鼎食”，是身体满足的最高境界。我们已经无法与那些风雅的古代贵族谋面，任何尊贵的身体都将被时间所摧毁，只有那些青铜器，作为身体欲望的物化形式，万古长存。那些被数千年前的人们大肆夸张并且顶礼膜拜的巨大餐具，始终如一地表达着它们的意志。自甲骨文之后，中国的象形文字开始出现在这些巨大餐具的内部，并自周代开始大量繁衍。因而，中国的文字史与饮食史保持着暧昧的关系。郭沫若认为“商代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头”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郭沫若卷》，第15页），他说：“在商代还只是文字构造的途中，那末唐、虞时代绝对做不出《帝典》、《皋陶谟》、《禹贡》，在黄帝时代更绝对做不出《内经素问》以及已经消灭的一切道书。更在以前的甚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更不用说了。”（同上）“《尚书》是开始于唐、虞，《史记》是开始于黄帝，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同上书，第14页）他用枯瘦的手指指引我们的视线，在文明史的源头，我们透过那些绿锈斑斓的巨大青铜器，窥见了自己的身体和胃。
但是那些器皿无论怎样精美繁复，并不能使胃的欲望得到充分满足，相反，使它们更加躁动不安。中国人对于饥饿有特殊的记忆，甚至有巨大的民族创伤。中国古代文献中对于饥荒有着严格的量化标准，《彀梁传》的定义为：“五谷不升为大饥；一谷不升谓之（口＋兼）；二谷不升谓之饥；三谷不升谓之馑；四谷不升谓之康；五谷不升谓之大侵。”《墨子》说：“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馑。”技术标准各不相同，但至少说明当时饥荒五花八门，已到必须制定统一标准的地步。据历史学家邓拓在他著名的《中国救荒史》中透露：“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18世纪，直到公元20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不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为‘饥荒的国度’（The Land of Famine）”（邓拓：《中国救荒史》，见《邓拓文集》，第二卷，第9页，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如果说汉以前的记载，可靠性过小，那末，我们就从汉立国以后计算，即从公元前206年起计算，到1936年止，共计2142年。这期间灾害总数已达5150次，平均约每四个月强便有一次。”（同上，第41页。）“据过去官方的和半官方的统计材料，我国农村人口死亡率约为千分之二十五至二十六，即平均每年每千人中约死25人至26人。除印度外，这实是世界各国最高的死亡率。而绵延不绝的灾荒，实是造成这最高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同上，第99页。有关中国历史上大饥荒的记载曾见邓拓编制的《中国历代救荒大事年表》，见上书，第352－362页。）
从古至今，描写饥饿的作品并不罕见。《周书》把吃饭列为“八书”（八件国家大事）之首，《礼记》亦将“饮食男女”上升到“人之大欲”的高度。民国大总统有句名言：“有饭大家吃。”鲁迅亦曾说：“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80多年前，血性青年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上写道：“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 （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原载《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我们关在洞庭湖大门里的青年，实在是饿极了！我们的肚子固然是饿，我们的脑筋尤饿！替我们办理食物的厨师们，太没本钱。我们无法！我们唯有起而自办！这是我们饿极了的哀声！”（毛泽东：《我们饿极了》，原载《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2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胃的状态决定意识，一个人在饭前和饭后的态度，常常判若两人。以先生的敏锐，自然不会忽视那个埋伏很深的，他把胃的作用表述到极致，所以先生把自己的某种观点称为“唯饭史观”。
作为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饥饿是客观存在的。一个正常人，只要三顿不吃饭，就会赞同这个观点。毛在1960年10月27日草拟《中共中央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时指出：“人是每天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办教育、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见《资料选编》，第256页，1967年印制，无出版单位）显然，这一“千真万确的道理”是来自胃部的常识，并不需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告知。然而人们对于饥饿的解读却是大相径庭。相同的饥饿感，却构成了人类千差万别的饥饿意识形态。基督面对的诱惑之一是：把遍地的石头变成面包。面包是一个重大的象征，也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难题。耶稣对这一诱惑的拒绝，是他视面包、物质的力量为奴役的力量。耶稣认为：“人不只是单靠面包活着的。”别尔嘉耶夫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包裹在他的提问中：“莫非只有丧失面包，才能获得自由？”宗教指导人类使用精神的力量战胜身体的本能。为了精神的自由，牺牲身体是必要的。因而，饥饿以及它所代表的身体苦难，是人类精神进化过程必须战胜的困境。
《一块银元》则企图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饥饿。它证明了饥饿是无法回避的，同时想方设法在身体的饥饿与旧的社会秩序之间建立起一个等式，即：
旧社会=饥饿
这一公式等于否认了以饥饿为代表的身体苦难是与生俱来的，就像胃是与生俱来的，而认为它是由历史环境、社会秩序造成的，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就是说，它是可变的，是可以控制、克服，甚至解决的。解决它的惟一途径就是改变历史环境和社会秩序，而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柳青深谙此道，所以，他在《创业史》开篇便写：“1929年，就是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阴历十月间，下了第一场雪。这时，从渭北高原漫下来拖儿带女的饥民，已经充满了下堡村的街道。村里的庙宇、祠堂、碾房、磨棚，全被那些操着外乡口音的逃难者，不分男女塞满了。雪后的几天，下堡村的人，每天早晨都带着钁头和铁锹，去掩埋夜间倒毙在路上的无名尸首。”（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饥饿是旧社会的专利，而与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秩序无缘。革命者不仅从饥饿中寻找到了革命的动因，而且成功地规避了对于饥饿的责任。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他必将大祸临头。于是，“文化大革命”对这本书作出如下判决：“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的蒋家王朝，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比深重的灾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推翻蒋家王朝的革命斗争。就在这个时候，邓拓抛出了恶毒攻击中国工农红军，攻击农民起义，为国民党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中国救荒史》，……为历代帝王和蒋家王朝的残酷统治和剥削开脱罪责。其政治目的就是挽救和维护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这就是1937年《中国救荒史》出笼的背景和目的……”（《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图书批判提要》（三百五十种），第页，北京图书馆无产阶级革命派《毒草图书批判提要》编辑小组、揭发中国赫鲁晓夫破坏毛主席著作出版发行罪行展览办公室，1966年印行）
将饥饿与旧制度之间建立起逻辑关系，是《一块银元》所要完成的使命。用故事的讲述者的话说：“这块银元是历史的见证！它的来历本身就是对万恶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愤怒控诉和批判。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像我这样被夺去亲人、受尽折磨的苦孩子，何止千千万！哪一家劳动人民没有一本血泪账啊！”（《一块银元》，第77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72年版）革命伦理学就是这样通过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家庭的历史，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叙事。这个叙事实际上通过一个三段论完成的：
大前提：旧社会=饥饿
小前提：人们反对饥饿
结论：人们反对旧社会
宗教通过节制欲望来克服饥饿，而革命则通过重建社会秩序来做到这一点。所以，争取吃饱饭，成为许多革命者最朴素的革命动机。也就是说，革命已经成为濒死者生存下去的惟一机会。这等于告诉我们，对革命的煽动，不是由什么理论，而是由胃完成的。胃是最彻底的革命旗帜，革命事业将在它的指引下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