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晓冬宣布“辞职报告”作废的声明

　　《中国企业报》社各位领导和同仁：

　　因策划义丐徐超当明星一事，5月12日我被迫在四川写下了所谓的“辞职报告”，在这半年时间里，我对自己十年来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地思考和整理，终于完成了《智本论》一书的创作。

　　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复职，以实现为《中国企业报》继续工作的理想，为此，我决定宣布该“辞职报告”作废，特此声明，并向大家陈述如下理由：

　　一 、社会行为与职业行为分属不同的权力管辖边界，报社干涉我以个人的名义策划义丐当明星属于权力越位。

　　我的这一策划不动用报社的任何资源，也不必请示领导的批准，它属于我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行为，而在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过程中我也一直强调此事与报社无关，也许是媒体出于核实身份的需要，对报社相关领导进行了采访，而只要报社领导对记者说明情况，也就划清了界限。

　　公民的社会行为归属法律管辖范围，而只有职业行为才归属工作单位和所在行业管辖，我们不能以职业要求而去约束公民的社会行为，任何公民都有多种社会角色——在岗位属于劳动者、在市场属于消费者、在社会就属于社会公民，各种管理权力应该在各自的范围内行使，不应随意越位。

　　记者除了采访报道受新闻纪律约束之外；也可以见义勇为，受法律约束；还可以上市场卖菜，受市场管理规定的约束；还可以著书立说，受出版界的管理约束；所以，我策划义丐当明星以义取利就像个人去卖菜一样，属于个人的私权，报社派温、石两位主任去四川干涉我策划义丐徐超当明星的做法属于管理权限的越位。

　　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的婚姻大事都纳入了计划范围，以至于单位盖章批准成为结婚程序的重要一环，但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时代，公民的个人权利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报社干涉我策划义丐徐超当明星一事就明显不合时宜了，这在本质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长官意志和封建家长制滥用权力的一种惯性。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的很多长官实际上并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这个道理可以用他们挂满头衔的身躯得到解释，即不同的场合适用于不同的头衔，不同的头衔在不同的场合光明正大地赚取不同的外快，而各个头衔也必然接受其所在的场合的约束。

　　我们虽然都是布衣草民，没有那么多光芒四射的头衔，但社会却赐给了我们各不相同的身份——记者、公民、劳动者、消费者、思想者。我以公民的身份去策划义丐徐超当明星，究竟犯了哪条王法？即使犯了王法，难道这应该是由长官一拍脑袋来认定的么？

　　鉴于此，这样一种逼出来的辞职报告也应该被废止。在我的策划引起媒体高度关注的初期，这一白纸黑字的辞职报告使得我与报社划清界限，避免了对报社造成的舆论压力，如今，随着舆论的好转，这种作用已经发挥完毕。

　　有人会说，《中国企业报》因为我的策划而得到了关注并扩大了品牌知名度，对此，我是不想邀功的，这是我的策划在客观上产生的必然结果，就像我们进行新闻报道必然要让采访对象出名一样不可避免。所以，当我老家的村支书看到电视台去我们村采访而为我感到光荣的时候，我却付之一笑。

　　二 、递交辞职报告是报社的粗暴干涉所逼迫的产物，我的迁就和退让是在为报社的大局着想，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

　　5月12日，报社委派温义堤、石贵明两位主任飞往四川，在安县找到我，给出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要么放弃义丐，要么写辞职报告，我提出，可否写个声明或者请事假。被告知，没有第三种选择。

　　而那时，此事已经引起舆论高度关注，如果我放弃义丐，报社仍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进来，这样的事态不但与报社免受舆论压力的意愿背道而驰，而且还将使得报社陷入不义之境地。

　　而我的这一策划却已经“开弓没有回头箭”，为了让报社摆脱这一舆论漩涡，也为了不使报社留下“不义”之骂名，我被逼无奈写下了辞职报告。这一过程，徐超老人都亲眼见证，不是像某些人所议论的那样，说我相晓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做出这一选择是痛苦的，我来报社已经四年，我对这份倾洒了脑汁和汗水的报纸充满了感情，也想能尽自己有限的才智给报社增光添彩，从来没想过主动离开过报社。

　　三、我与报社签订的《管理专刊》的版面承包合同尚未到期，合同产生的法律关系岂能如同儿戏？

　　报社的同仁都知道，从今年开始我积极响应报社的改革举措，主动担负起《管理专刊》的采编与经营任务，并与报社签定了承包合同，并且《管理专刊》也已经出过一期，在这种合同法律关系尚未履行的情况下，我怎么会辞职呢？在这样一个法治社会，我们岂能把法律当作儿戏？

　　我在自己的新书《智本论》中指出，媒体不能仅仅满足于被动地反映世界，更应该能动地改变世界。被动的反映世界只能吸引眼球，收获那点可怜的广告费；而若能动地改变世界，则不仅可以吸引人心，塑造媒体品牌，而且还能产生更多衍生的盈利模式。

　　为了完成《管理专刊》的经营任务，为了给《中国企业报》乃至整个迷失的传媒业开辟一条崭新的运营发展之路，为了给媒体的知识分子们探索一条物质和精神双重解放的自由之路，我选择了一个必将被载入史册的历史人物——义丐徐超。

　　这一选择埋伏着一句无声的语言——知识分子只有把知识变成智慧去造福社会和他人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通俗地说，只有帮助别人挣到钱才能自己挣到钱，“先达人而后达己”。如果只顾自己挣钱，就会像我们报社内部那样——向上争权夺利，向下压榨取汁。结果只能是害得我们沦为脑力劳动时代的新闻民工。

　　由于受到内部和外部的种种阻挠，策划义丐当明星以义取利一事并没有在短期内取得成功，但令我倍感欣慰的是，大多数民众已经认可义丐徐超的明星价值。取上而得中，这也是一种收获。义丐的明星路才刚刚开始，我只是把他扶上马送了一程，以后他需要，我还会继续帮助他。当然，这是我的私事了，而事实上，从一开始这就是我的私事！

　　鉴于以上三条理由，我决定重新返回工作岗位，在《管理专刊》被迫流产的情况下，我将继续坚守评论员岗位，并将我策划义丐徐超当明星一案以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等形式公布于众，这是我作为一个记者参与社会实践的亲身经历，套用张来民博士总编的话说，这是体验新闻啊！

　　因此，我计划以出书的形式向公众乃至后世子孙报道义丐徐超在当明星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书名暂定为《义丐成名记》，包括大家正在阅读的这一声明也将在此书中展现，而《中国企业报》的品牌也将因为义丐而被载入史册——覆水难收，木已成舟。所有的事实都已经发生，我们想不沾义丐的光都不行，狗屎运来了想躲都躲不掉。

　　2009年的秋天不太冷，但我的心中却充满悲凉，最后与大家分享一首我在秋分时节创作的一首名为《秋分》的诗——

　　夜深人不寐，日丽鬼犹酣。

　　是非不难辩，利害常更弦。

　　失于方寸内，得之天地间。

　　万物同萧瑟，与我共秋寒。

　　

　　

　　相晓冬2009年10月2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