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经济人假设

       在经济人假设下，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是政府职能必然失灵，监督机构可能与被监督者合谋，制约权力的机制可能成为权力再分配的网络。在经济人假设下，竞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经济危机，也必然耗竭资源，污染环境。也就是说，如果经济人假设不变，则任何社会都将是沦入“他人即地狱”的社会利益最小化状态。这样，当我们推翻了“看不见的手”的逻辑后，必然要回过头来重新检讨经济人假设的现实性。

假定每个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这似乎符合大多数人的一般行为准则。但仔细追究则不然。这里的关键在于什么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家庭观念较强的人可能在市场竞争中毫不留情，锱铢必较，但自己工作勤奋，生活俭朴，钱财可能主要用来抚养子女，打扮妻子，照顾亲友，光耀门庭。这事实上是家庭（或家族）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在家庭内部，弱肉强食的动物原则被尊老爱幼的人类原则代替。这样，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特性将止于家庭，或者说，家庭成为政府缺失情况下的社会保障机制。长远利益感较强的人可能懂得人际互动的特点，能长时间克制自身利益，考虑他人利益，最后成为群体或组织的领导者，享有荣华富贵。与只考虑短期利益的人相比，这种人比较可信，不会利用每一个机会欺侮弱者，也是对市场逻辑的反动。但是，长远利益的不确定性很大，受损和受益对象模糊，在一切行情都在迅速变动的社会中，仍然不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整体利益感较强的人常常强调合作获利的重要性，他们愿意暂时克制个人的直接利益，而实现所归属团体或类别的整体利益，例如工会领导人，托拉斯成员等。但一些工会成员常常会独自向顾主妥协，从而破坏工会的团结；一些托拉斯成员常常暗中降价，侵夺其他成员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两相对比，后者是经济人，而前者则是非经济人。此外还有两类人，一类是所谓有机知识分子，即将社会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终极关怀者，一类是有宗教信仰者。他们的行为完全不符合经济人假设。一个完全由标准经济人构成的社会是怎样的呢？那是一个原子化的利己主义者所构成的社会，没有父母、妻子（丈夫）、孩子的亲情，没有任何团体的归属感，没有社会公德，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人格尊严，经济人的唯一目标是个人的、短期的、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凡有权力必寻租，凡有资源（含毒品、性、武器等）必出售，一切关系都成为交易关系，一切交易都遵循弱肉强食原则。

显然，现实社会并非标准经济人社会。我们以美国历史为例来粗略追踪社会文化变迁的踪迹。19世纪上半期，美国的民主政治力量还很弱小，政府奉行守夜人原则，推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在文化上，家庭、宗教等利他主义因素还较强，对自由放任经济起到一定程度的消毒剂、稳定剂的作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虽然市场与资本仍然主宰社会和政治生活，但民主政治逐渐进展，普选权条件不断放宽，工人运动兴起，社会舆论猛烈抨击资本家和政客的唯利是图，在运动中渐渐滋长出团结感和集体主义，成为新的利他主义因素，与此相应，政府对市场的制约作用有所增强。同时，家庭与宗教的作用却在不断削弱。二战结束以后，家庭与宗教力量继续衰落，源自社会运动的团结感继续增强，（两者的消长在反叛的60年代形成极鲜明的反差），民主政治对市场经济的制约也达到最高峰，政府失灵现象相对较少。70年代后，情况又起了变化。社会运动走向衰落，家庭与宗教力量一路下滑，利他主义因素大面积流失，利己文化伴随着新自由主义达至极盛。于是，政府权力不断削弱，但腐败却日益严重；市场力量占领制高点，却重新导致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

由此可见，尽管利己文化是欧美社会的根本特性，但如果没有家庭、宗教等各种利他因素的牵制和平衡，没有民主政治早期和中期提供的利他主义土壤，那么老人将大量冻死街头，出生不久的孩子将到处乞讨觅食，病人落入要钱还是要命的两难选择，怀孕的妇女将失去工作，童工将泛滥，成年工人将不时被失业抛出工厂冻饿而死，偷盗和抢劫成为正常生活状态，毒品泛滥，男女自由性交（依谁需要谁，以及需要程度而付款），企业可能大量制售假冒伪劣的产品，银行可能制造各种高息揽储的骗钱游戏，保险公司收取保费后迅速倒闭消失，建筑公司偷工减料，大厦建成不久就倒塌，飞机坠毁，客轮沉没，火车出轨，地铁车站成为毒气场，政府和黑社会不分，暗枪明炮随时可能光顾。富人也不得安宁，保镖可能成为暗杀者，配偶可能下毒以提前夺取遗产，高楼可能被满怀仇恨的穷人炸毁。

遗憾的是，利己文化与市场经济相配合，发挥着“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谁无耻谁致富，谁致富谁就有权支配别人，从而不断侵蚀着各种利他文化的地盘。各类经济学教科书无不以宣扬“看不见的手”的神奇效应为宗旨，以科学的面目为利己主义哲学作着系统的论证。就这样，经过二百多年来“看不见的手”学说的熏陶和实践，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风暴的冲刷，这样一个标准经济人社会正越来越具有现实性。以往，当社会面临经济和政治危机时，总有足够的文化资源可供调动以克服危机，社会具有较强的自我纠偏的能力。随着标准经济人时代的到来，重大的危机在全球各地和各领域中酝酿发展，但纠正危机的文化资源却十分缺乏，一场末日型崩溃正在到来。从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的危害不仅在于耗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还在于促使传统文化道德资源大面积、深程度流失。

对此，甚至竭力推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美国统治精英都深表忧虑。鹰派政治人物尼克松写道：“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把自己的创造力都单纯地消耗在对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自私追求上，那么我们将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尼采写道，他预见到了当这种世俗的、理性主义的价值观盛行，而人们又将之奉为行动指南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将是文明的泯灭。他警告说，他所谓的‘最后一个人’，就是那样一种动物，完全迷恋于安全与舒适，不肯让自己再投入到对更高目标的追求中去。尼采正确地把这最后一个人看作是一种令人反感的动物。……如果西方世界的主导哲学蜕变成拉塞尔·柯克所谓的一种无边的自私的话，那么西方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将变得软弱无力。”[1]布热津斯基更加忧心忡忡地看到一个“丰饶中的纵欲无度”：“一个道德准则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而相应地追求物欲上自我满足之风益发炽烈的社会。”[2]

但是，反过来看，“经济人”需要经过二百多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打败“道德人”，本身说明了经济人假设并不现实的另一面。从这个意义上，“经济人”假设是一个自我实现的假设，而人的“经济人”化则是利己主义哲学获胜的过程，是“看不见的手”的利己宗教获胜的过程。之所以将“看不见的手”称作利己宗教，在于其与宗教的诸多相似性：宗教在改变人，一般宗教劝人向善，利己宗教劝人向恶；宗教有神秘力量支配，利己宗教亦借助神秘力量，即看不见的手；宗教有教义，利己宗教亦有教义，即经济学；宗教有教皇，利己宗教亦有教皇，即从斯密，至萨伊，至李嘉图，至马歇尔，至萨缪尔森，至哈耶克，至弗里德曼。教皇之下有各级主教，即各国头牌经济学家。有神父、牧师，即各大学一般经济学家，及经济学教师。这些经济神学的各级教头又常常摇身一变而议政、参政甚至执政，左右舆论和政策，即使企业倒闭，失业剧增，债台高筑，经济衰退，他们还能解释成这是提高效率的必要代价，彰显欧美各国其实也属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

显然，利己宗教获胜之时，也是人类陷入普遍的“囚徒困境”而不能自拔之日。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唯一的途径只能是重新倡导各种利他主义文化。

对此，人们的疑问是，以往各种利他主义文化节节败退，宗教和信仰仪式化、空洞化（也包括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信仰），家庭逐渐解体，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利他主义文化有可能反败为胜吗？

物极必反。利己主义极盛之日，也是社会百病丛生，人人自危之时。在这一时刻，人们反而更容易认识到相互间的密切联系，更感到精神的空虚和生命的无意义，更加迫切地需要新的利他主义文化的清新之音。在世纪之交，正教不行，邪教猖獗，正说明了人性的复苏，和对纵欲无度生活的厌弃。正教不行，是由于正教被官僚化的教士所把持，教士职位成为与政府官员、企业经理、大学教授一样的谋生饭碗。邪教猖獗，反而说明邪教教士具有真正的精神追求，对沉迷于物质生活中的普通人具有吸引力。对付邪教的办法并不是堵、杀、封，而是为普通人的精神生活开辟阳关大道。从这个意义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反而是一种危害最大的邪教，因为它把人贬低为动物，无视并扼杀人的思想和信仰，将人与人的交往变成相互算计的战场，使无数普通人为追求荣华富贵而杀人、被杀、害人、被害、进监狱、上赌场、逛妓院、走火入魔、精神失常。

其次，以往各种利他主义文化都没有深入经济领域和经济学。在这里盘踞的是斯密的利己哲学，全部经济学都是对“看不见的手”的论证。“看不见的手”并未将自己局限在经济生活，而宣称具有一般意义，从而成为瓦解各种宗教、信仰和道德所统辖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准则的强大力量。

因此，首先必须彻底清算“看不见的手”，将文化和道德变量引入经济和政治机制，建立还原社会和经济生活复杂性的真实经济学，从而为各种利他主义文化的反攻打开通路，为建立更加符合人性的经济体系铺平道路，为人类摆脱文化、经济、政治以及资源和生态危机寻找出路。这正是本书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