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炮”是人名。我们老家喜欢给小孩子起一个要么雄伟，要么龌龊的名字，“钢炮”大致应该归入雄伟一列吧。除此具有“宏大叙事”特点的名字之外，我们村里其他孩子的名字就显得随意得多：弟兄五人干脆就叫大狗、二狗……直至五狗，大孩、二孩……直至五孩。诸如此类，难以枚举。

    “钢炮”是邻村人，是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我们班大概30人左右，这么多年过去，有人早已埋在不知哪里的地下，有人正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摸爬滚打。几十年了，很多人名如同写在沙滩之上，已被岁月的潮汐彻底冲刷干净，但“钢炮”这个名字却挥之不去。

    小学五年，钢炮一直和我同班，更是我的死党。除了钢炮之外，“死党”还应加上“宝成”和“四孩”。准确的说，我们四人互为死党。

    “宝成”是我家的远亲，他的父亲外号叫“皇军”，是我们村唯一的小卖部的老板。那时候小卖部的所有权似乎属于被称作“大队”的村委。既然所有权不属于经营者本人，我们就经常唆使宝成从他爹的小卖部给我们偷糖吃。宝成不好意思拒绝，更何况他本人也想吃，但在偷糖的时候，宝成显然多了个心眼——他带给我们的糖都是粘黏在一起，很明显，这些糖本来就很难出售，偷这些糖出来，即使被他父亲发现，也受不到太大的惩罚。就这样，我们四人在课余就有了别的孩子没有的享受——躲在某个安静的角落分享宝成偷来的糖果。我们觉得我们比老师还要幸福。

    四孩则乏善可陈，只记得他习惯于装出很深沉的样子，给我们讲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国家大事。绘声绘色，故作神秘，当时四孩的样子一定很滑稽。

    和他们相比，钢炮则似乎有趣得多。钢炮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一个司机的传奇故事：一人打八人，三天不吃不睡，汽车依然开得虎虎生风……那人是钢炮的邻居，在外地开卡车。当那么多传奇从钢炮那里传达过来之时，我们被震得连眼珠都不会转动了。

    所以，我经常和钢炮泡在一起，在黄河故道的岸上挖窑洞，爬到树上去摘钢炮邻居家的葫芦……应该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吧，否则，那么漫长的童年怎么会在转瞬之间度过了呢？

    很快就各奔东西。小学毕业后，钢炮和宝成去了一所初中，四孩去了乡初中，我去了后来给了我耻辱的另外一所初中。

    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再见过钢炮。

    在此后风霜雪雨的人生旅途上，“钢炮”也被我慢慢当成了童年的载体和象征，“钢炮”时代我们无可复制的纯真和童趣，成了我无数坎坷之时的有效温暖。

    我觉得，我的童年似乎和钢炮连在了一起。在见不到钢炮的岁月里，钢炮的形象越发纯洁，越发透明，越发连接起了一段无法回归的日子。

    我不知道，在和我没有任何交集的世界里，少年钢炮长成了什么模样。

    某天，我枯坐办公室，手机铃声大作，一个陌生的号码执着地打过来。

    “还认识我吗？我是万领。”我一愣，继而一惊，“万领”不就是“钢炮”的学名吗？将近30年之后，这个学名叫“万领”的钢炮，终于来到了门前。

    我飞奔下楼，飞奔至学校南门，我不能确定，我是否还能认得出他。

    大门之外，人迹稀少，我仰头看天，看到了一丝丝流云。

    就在远处的花坛前，我看到了一个“老者”正四处张望，他是钢炮吗？他就是钢炮吗？

    拉着他的手，在他的眼里，我看到了同样沧桑的自己。

    和钢炮对坐于餐馆，啤酒似乎已经不能让钢炮尽兴。

    很明显，钢炮“发达”了，先在山西，后在北京做了让人毁誉参半的“包工头”，他狠狠地说：“妈的，这次要赔！因为奥运，整天禁行，我的工地根本上不来料，只好让小工放假。”

    没想到，钢炮居然被奥运给撞了一下腰，和钢炮聊着，我突然觉得自己和奥运很近。但在钢炮面前，我却觉得童年越来越远。

    我和钢炮记忆中的童年天差地别，除了我们儿时就认识这个事实之外，我甚至无法确定我记忆中的东西是否真的曾经发生过，因为，每当我说出童年的趣事之时，钢炮总是信誓旦旦的地说，不可能，不可能！而钢炮说出的很多事情，在我看来也如同天方夜谭。

    我的童年记忆反而因为钢炮的到来面目全非。

    再后来，钢炮来到了我工作的城市，据说是承包了一栋小高层。我见了他一次，喝得醉醺醺的样子。喊我过去，似乎也有他绵密的心事在。我说不准确到底是什么，但我能体会得出。

    再后来，钢炮依然不时打电话过来约着喝酒，有两次我在外地，有一次我正辗转病榻，皆不得成行。即使我没在外地，即使我身体无恙，我会赴约吗？我真的无法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