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1日，我参加了火炬中心组织召开的“火炬‘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启动会”，火炬中心梁桂主任、马彦民副主任、蔡文沁副主任、唐凤泉处长、杨跃承处长等参加了这次启动会。我在会议上主要谈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将创业始终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最近这些年，大学的创业机制已经越来越淡化，很多大学几乎没有老师出来创业。火炬计划刚启动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是压力型改革，当时出现了大学院所的创业热潮。现在这个压力型改革转变成激励型发展，大学教师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的创业热情在衰退。这与国家的科技政策、教育政策关系很大。“十二五”我们需要重铸创业热潮，尤其是激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创业活力。此外，还要重点关注跨区域创业，“十二五”步入了国际产业竞争的新阶段，需要将跨区域创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新竹和班加罗尔的成功就是跨区域创业带动发展的很好案例。在新竹与硅谷之间、班加罗尔与硅谷之间活跃着一批“空中飞人”，他们在进行跨区域创业。在硅谷拿到的项目，可以放在新竹实施；在美国拿到的订单，在班加罗尔外包。未来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活跃在高新区和硅谷之间，以及世界各地的“空中飞人”，他们进行的跨区域创业将是我们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工具。

    第二，要解决一流大学和一流园区建设的匹配问题。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国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园区和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现在看来，这个目标的实现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特别是一流大学的创建。现在，一流大学经常摆上国家的议事日程，国务院多次讨论，但是效果还不是很明显。反而是一流园区的建设显得较为成功，国际上现在认为我们中国已经拥有了一批一流园区，但是没有人认为中国拥有了世界一流的大学。在“十二五”期间，我们需要重点解决协调一流大学和一流园区建设的问题。

    第三，企业加速机制是我们可以重点突破的方向。“十一五”规划期间我们提出了加速器的概念，这几年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近期，我国推出了酝酿已久的“创业板”，将资本、技术和创业完美的结合起来，对高新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目前，已经有部分企业在“创业板”上市，未来还将有更多的企业在“创业板”上市，中关村和中国的高新区是创业板主要的企业来源。“创业板”发展好了，将会为高新区的企业提供更多的科技研发资金。因此，“十二五”期间，我们就可以在企业加速问题上作出更多的工作。

    第四，要抓住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未来，要以高新区作为核心重点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前，我们对新兴产业的研究和认识不够深入，新兴产业的起源比较模糊，大部分都是跟在国际产业发展的后面。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探索，如生物医药CRO产业，目前是中国比较领先，未来的新兴产业也许就在这里诞生。以前高新区主要关注招商引资和创业，现在则需要突出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是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它不能靠国家大笔财政投资实现。我认为国家要主导投资发展新兴产业，那样就很危险。新兴产业也同创业一样，创业失败的可能性很大，新兴产业失败的可能性也非常高，因为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不确性。要发挥地方政府分散决策的优势，将新兴产业的发展作为高新区升级的大问题，要鼓励高新区发展有各自特色的新兴产业。

    第五，要营造培育国际性大企业成长的机制和环境。要深入研究大企业产生的机制，目前高新区的大企业还偏少，跟高新区的战略地位不甚契合。通过研究发现，国际大企业大部分都是从新兴产业中诞生的，如美国的英特尔、谷歌等都是从新兴产业中脱颖而出的，而且成长速度极快，成长为千亿级的企业一般都是用五年左右时间。未来，我们要继续营造有利于企业快速做大做强的机制和环境，让更多的高新区企业在新兴产业的发展快速成长成为世界五百强企业，不仅是现在的华为、联想等企业，还要涌现出更多的新的大企业。

    第六，要进一步完善技术转移机制。技术转移，需要对市场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定位。目前，我们已经建立起多层次资本市场、土地的招挂拍市场，但是技术市场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目前仍是在国有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由上至下的市场，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现象。未来，在技术市场的建立方面，我们需要深化理论创新，重构有利于技术转移的技术市场。

    第七，要突出专业服务在产业集群中的作用。“十一五”期间，我们提出了创业、孵化和集群，如果说创业是基础、孵化是动力机制，那么集群就是生态学，非常复杂。生态学的特点，是多元行为主体自主地做着多方位的复杂行动，其中中介组织的作用很独特，它可以以多方面连接多元主体的复杂行为。我认为在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是中介，如何将政府作用有效转移给中介，发挥中介的积极作用，显得尤为关键。

    “十二五”是高新区和火炬事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应该抓住国际国内的战略形势，营造更好的机制体制和环境，破解发展中存在的难题，使中国崛起推进一步，让火炬照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