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金融危机看过度金融化的弊端
任重道 朱贻庭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后果。所谓金融化，即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集中到金融资产的管理、流动和增值上来，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超过甚至远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以美国为例，依托于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炒作的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从1950年的11.3%上升到2007年的20.67%。实际上还不止，因为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也被金融化了。例如福特汽车通过卖车获得利润远低于其从事金融活动的利润，2004年福特汽车公司税前利润58亿，其中有50亿元是经营信贷和租赁等业务所得。这场危机的实质，也就是过去20年全球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的资产泡沫的破灭。
戈拉德.A．爱泼斯坦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的兴起是过去30年全球经济变革的主要特征，而金融化是关键，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都是金融资本的霸权势力在世界重新兴起的表现。他们指出了金融化深刻地而又主要是负面地影响了全球经济运行，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持有者即食利者，导致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被削减，经济欺诈增加，制造并放大了金融市场泡沫，引发了新兴市场的数次金融危机，导致外国金融资本日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公司。（见戈拉德.A.爱泼斯坦“金融化与世界经济”，《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本文着重从经济伦理的角度分析过度金融化的几点弊端。
过度金融化的第一个弊端是金融业的去责任化。金融业不是一个普通行业，而是一个承担特定责任的行业，这就是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起着督促融资者用好投资者的钱的功能。金融化不仅仅意味着金融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的增加，而且也意味着金融体系自身运转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美国为例，传统的金融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是向实体经济发放贷款以及按照3－6模式（即家庭存款利息3％、家庭贷款利息6％。）发放家庭贷款，应该说仍然是实质性地参与了实体经济的生产经营过程。但是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银行系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运行规则，其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是银行体系的“放款加转销模式”（Originate and distribute）。在这种模式中，银行发放抵押贷款但是并不承担贷款风险，而是将这些贷款包装成各类证券化商品，为它们取得信贷评级机构的评等，再把它卖给投资者。正是这种模式为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结构来看，银行等放贷机构最具有风险管理信息优势和能力，但在这种模式下，它们缺乏风险管理的足够动力，而是将风险识别和管理的责任转嫁给了投资者。投资者虽然有足够动力管理风险，但却缺乏足够的信息和手段，因而只能高度依赖于第三方评级机构，特别是对CDO等结构性产品，投资者根本无从判断其风险性质。然而，由于这些评级机构根据评级证券销量收费甚至直接参与产品结构设计，其独立性和公正性无从保证。最终的结果，就是有能力管理风险的人没有管理风险，承担风险的人无能力管理风险，从而形成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当然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导火线，放款加转销模式的道德风险仍然存在。Antje Berndt和Anurag Gupta发现，那些其贷款被银行在二级市场上分销出去的借款企业后来的经营绩效比那些其贷款未被银行转卖的企业，差了大致8%到1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第一种解释是因为这些企业发展潜力本身就差，而银行洞悉其内幕，通过信贷二级市场将风险转嫁出去。然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由于逆向选择机制，次级信贷的二级市场是难以存在的。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些企业本身并不差，但是银行的转售信贷行为使得它们的经营绩效变差了。原因在于，在传统的银企信贷关系中，银行作为企业的债权人，起着近距离监督甚至帮助企业搞好经营的作用；而在放款加转销模式中，银行的这一功能不再存在。企业主借了钱而又没有债权人的监督，自然缺乏足够的动力搞好经营。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放款加转销模式导致了道德风险的加剧。（see Antje Berndt and Anurag Gupta, Moral Hazard and Adverse Selection in the Originate-to-Distribute ,Current Version: October 24, 2008）
过度金融化的第二个弊端是金融业自身的投机化。过度的金融化导致了所谓的“金融内循环”，即金融交易在金融部门内部的循环不断得到加强，为金融交易提供风险管理功能的衍生金融产品迅速发展，而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活动规模却相对缩小。根据金融产品的基本功能属性，可以将它们分为以下几类：第一，为经济主体提供支付结算功能的流动性工具，包括现金和各类存款；第二，为非金融性的经济活动（生产、消费）提供融资的工具，包括贷款、公司债、政府债券和非金融企业新发股票；第三，为金融性活动提供融资的工具，包括养老金、共同基金、金融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保险产品、证券信贷以及银行间的拆借、回购交易等；第四，为金融交易提供风险管理功能的工具，包括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在内的各种金融衍生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资产的膨胀主要是因为第三和第四类金融工具，即为金融活动提供融资服务的工具和衍生品的快速增长。以美国为例，1952到2008年，全部金融资产中，直接为消费、生产融资和提供基础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占比从85%下降到46.04%。而直接为金融活动本身提供服务的金融资产占比从15%左右增加到46.36%。如此庞大的、与实体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金融资产及其交易，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投机性市场，甚至有的学者直接称之为赌场。英国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 在《赌场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赌场，每天卷入其中的资本之大，运转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毫无选择地被卷入其中。（苏珊·斯特兰奇[英]著，李红梅译《赌场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早在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也对 “金融市场的赌场性质”提出了警告：“我们的资源被日益投向那些远离生产商品和服务的金融业务，投向那些与社会生产力不相符合却能产生较高私人收益的业务领域。……正如凯恩斯对他所处时代的先见之明，金融工具要获得流动性和可流通性等优势，就必然以目光短浅且效率低下的金融投机为代价。”（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这种投机性的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比如，稀有金属镍是生产不锈钢的重要原料，历史上从来没有高过2.6万美元／吨，但2007年伦敦金属期货市场把镍炒到5.2万美元/吨，结果几乎全世界不锈钢生产商都没钱赚，而期货投机者则大发横财。
过度金融化的第三个弊端是造就了一种扭曲的商业文化。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人说是人性固有的贪婪导致了金融危机。这种说法不乏道理，因为的确是贪婪导致了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不计后果地进行投机，甚至公然违背基本的商业伦理法则。然而也有人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因为“贪婪是人的本性”，把金融危机归咎于贪婪，潜台词就是金融危机无可避免，也不足为训。其实，争论的双方都陷入了一种误区，即认定贪婪是人的本性，而没有看到恰恰是金融化导致了人的贪婪。贪婪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导致了人的贪婪。贪婪源自对被剥夺的恐惧。正如霍布斯所指出的那样，人的本性并非得其一而思其二，而是因为他的利益缺乏保障和安全。我们都知道“有恒产者有恒心”，基本的安全感是自尊、自律的基础。在一个过度金融化的经济体系中，所有的“恒产”乃至生存必需品都被金融化了，其价格几乎完全由投机资金决定，既可以毫无节制地飙升，也可以瞬间消失殆尽。这种经济体系中，人的行为被恐惧和贪婪所统治，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过度的金融化实际上是对经济生态的一种破坏，并导致一种扭曲的商业文化。
充斥着华尔街的正是这样一种扭曲的商业文化。它从来不反思投机甚嚣尘上的金融体系对人性的扭曲，而是一再强调贪婪是人的天性，它的箴言是“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索罗斯语），贪婪仅仅是一种时而有利、时而有弊的心理冲动。实际上，华尔街的商业文化甚至宣扬“贪婪是个好东西（Greed is good）”。这个说法来自1987年的奥斯卡获奖片《华尔街》：“贪婪是个好东西，贪婪是对的，贪婪管用；各种各样的贪婪--对生命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对爱情的贪婪、对知识的贪婪等等，都是人类奋发上进的标志。”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分析金融危机时，都再一次引用了这句“名言”。华尔街的金融人士自然是系统地接受过商学院的经济伦理课程教育，他们无疑知道诚信、勤勉是基本的商业伦理准则。然而，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信奉“贪婪是个好东西”的人，能真诚地自觉遵循这些伦理准则。金融危机的确是美国商业文化危机的一种暴露。因为华尔街精英人士的种种败德行径，已经说明这种文化已经无法为它所标榜的那些商业伦理信条提供激励和约束。
我们可以把金融化看作是“市场化”的延伸。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多尔用“市场化与金融化”来概括现代资本主义在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趋势，但他说最核心的仍然是金融化。（见罗纳德.多尔[英]《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8月）这里所说的“市场化”不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而是指经济系统从社会伦理和文化习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波兰尼的话说，就是“经济在几个世纪漫长的过程中与社会逐步脱节”，商业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行为是由逐利动机和竞争压力决定，而不是出于责任、习俗或感情，经济参与者的行为模式似乎变得真的和经济学家所使用的“经济人”模型一样了。不过，市场化并没有改变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经济行为仍然与生产性活动不可分割，大多数的“生意”都是实实在在的劳动。但是金融化改变甚至是颠覆了这一点。它不仅催生了一种纯粹依靠资金运作来赚取暴利的行当，而且使得不直接从事这种行当的人也卷入其中。“投机生意越来越成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偶尔为之的生意。”多尔生动地描绘了金融化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像重视他们的房屋市值一样重视他们的金融资产，“家庭财政”中各种金融收入占比逐渐大于劳动收入；炒股成为和赌场、彩票、跑马一样的一种赌博方式，完善的交易系统使得只有万元存款的家庭妇女也热衷于炒股；对于那些即将进入老年，不得不靠退休金生活的人来说，对金融市场动荡性的赌博，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分析、建议、评估、广告，以及收取佣金而为这种赌博提供的服务，成为一个迅速成长的行业，并且越来越集聚着社会的智力资源。他把金融化了的资本主义称之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中，被贪婪和恐惧反复操纵的普通民众必然都是牺牲者。少数人越来越富，多数人越来越穷。坎特伯雷用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华尔街为自我谋利益的理论告诉我们，在过去人们通过广泛参与繁荣的金融市场，社会财富已经变得大众化了。事实上，在1983年和1995期间，美国最富裕的1/5的家庭的盈利是11%，平均净金融财产的价值达到73万美元。接下来的1/5家庭损失了4.3%，再下来的家庭损失了7.8%，而最后4%的家庭的损失令人震惊，达到68.3%，他们最后的金融净值为负值，价值为-10.06万元。”（见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西方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若干理论的评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