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4日至15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召开“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评审会。我参加了“城乡统筹视角下的我国城乡商贸流通体系研究”的评审。评审专家包括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西北大学文启湘教授、浙江省委党校陆立军教授、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周日新博士以及我本人。评审进行了近一天半，其中半天动员会，半天专家审阅，半天答辩评审。评审专家在申报小组答辩的基础上，反复评议、充分讨论，真正体现科学、公正和尊重专家意见的原则，对这些代表全国一流水平的课题团队及其申报材料进行评审，然后确定入选项目团队。

我、胡乃武教授、文启湘教授、陆立军教授

       这是我目前为止参加了最具学习和收获意义的专家评审会，因为我不仅当了专家，而且也当了学生和听众，无论是申报团队的陈述和答辩，还是专家们的深入研讨和交流，都让我深受启发，学到了该课题所涉及的最深入最系统的理论问题，同时还让我联想到自己近十年来科研发展道路的设计与选择问题，评审会后，我围绕自己的科研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思考。

       一个人的科研能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针对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全面展开，更不可能所自己专业领域的各层次问题大小通吃。因此，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在不同的时期选择不同的科研发展道路。

      就我而言，过去的二十多年，先是做了五年纯粹理性的学术研究，即在不熟悉任何实践背景的情况下，根据书本和所了解的知识进行理性思考，如经济自由问题、市场效率问题等；后来的五年是纯粹的实践，从银行、证券、房地产到食品加工等，都不够深入、专业，更谈不上成功，但都有所涉及和了解，学到了很多的实际操作；再后来，调到广东后，又是五年接近纯粹的理性研究，只不过这种理性研究已经建立在前五年的实践基础上，因此，感觉自己在金融研究领域较为深刻又切合实际，比如，金融市场、上市公司板块分析、国际投机资本等，基本上都是在1996至2000年期间出版，似乎觉得自己在研究方面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2002年后，我的研究全面转型，即从金融转到市场与流通领域。然而，由于最初迫于企业化生存的压力，不得不面对企业、政府等机构承揽各类课题，而且大多是高度应用和实战型的，这样运作的结果，就是科研越来越市场化，相当多的情况下课题立项是服务从于市场导向。尽管八年来，基本上探索出了一条“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科研管理运作模式，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深度而持久的理性思考。或许，我也可以在这条科研道路上继续不断地走下去，而且会相当有收获。然而，它却让我迷茫和痛苦，因为我搞科研的初始目标并不是为了探索科研的市场化道路，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

       也正因为如此，我自2007年年底开始，就提出科研战略的再次转型。但近两年过去了，这种转型却并未到位，其表现就是还是在不断地做着来自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各类应用性课题，而没有时间和精力申报各级纵向的科研项目，甚至连研究出的成果都很少整理发表，主要精力都几乎用于应乎按照协议完成委托方交给的课题任务，以及处理由此带来的市场化、企业化事务。而且，为了及时、高质量地履行合同，不得不把已经完成得七八成的一些书稿和论文手稿推后处理，积压严重。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好不容易打开的市场丢失，客户资源流失以及研究品牌价值的贬值，实在是有时心不甘，情不愿。何况有些对于有些好心找上门的课题，如果不认真接受，则更是伤人的面子和感情。总之，这两年，我一方面在想办法转型，但另一方面又转得不力。

       这次的评审会，在评审不同高校的专家团队的申报材料时，对我最大的冲击就是，落选团队的弱势就正是我的弱势，比如，研究的对象过于具体和微观化，研究范围的过于区域化（这些年，我几乎全部研究珠三角以及华南的商贸流通业），研究内容上的过于应用化，等等，这些特点一旦遇到真正深度的理性的大课题，就成了明显的弱势，即深度不够、理性不够、视野不够等。看来，我必须从这些弱势中摆脱出来了，或者至少要想办法化解这些弱势。

       无论如何，我又要开始回归到原来的科研道路上去了，至少，我的第五个阶段的科研，要在第四阶段获得的大量实践材料和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结合第三阶段的经验，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科研道路上进一步升华，离2010年还有一个多月，我要借这次参加教育部课题评审会所得到启示，争取全力完成手中大多数课题的扫尾和结项，尽快进入到以理性研究为主的科研发展道路，并把不断积累起来的理论半成品尽快地变成产成品，奉献给中国的商贸流通事业和国家经济发展，奉献给关心支持的各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