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八十年中,对于目前叫做花旗集团的这个机构,美国政府累计实施了不是一次、两次、三次,而是至少四次营救。在此前的营救中,这家银行均得以复生并再次发达。
这一次,花旗集团还能从最近的垂死经历中崛起吗?
关心这个问题答案的不只是在这个曾经是全球最大银行中工作的276000名雇员,同时还有这个国家所有的纳税人。就算这家公司的股票已经从低点的1.02美元猛升至4.09美元,就算其三季度盈利再次微升1.01亿美元,但人们仍不清楚它是否能爬出其前任由于按揭癖好而挖下的窟窿。如果花旗仍然无法走出困境,上钩的纳税人将遭到巨额损失。
花旗仍然是个错综复杂的企业,它拥有两亿个客户账户,并在超过一百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当人们谈起这家机构时,都认为它已经成长的过于庞大,与经济体的牵扯过于紧密,在管理者们所说的“大的不能倒”的机构当中,花旗集团是首当其冲的一个。
因此,根据“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过去一年中政府已经支援了该公司450亿美元。另外通过一家主要的银行管理者——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政府还应许了大约3000亿美元用于救助花旗账单上已经恶化的资产。正当其他陷入麻烦的机构最近开始为了让银行摆脱新债务而削减自己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计划的求助时,花旗却在继续伸手要钱。
花旗是TRAP计划的两个接受者之一,它们对于资本如此渴求,以至于不惜稀释股东股份,用手中的流通股来交换政府发行的股份。(另外一个接受救助的是麻烦缠身的汽车贷款出借者——通用金融服务公司。)
虽然花旗已经为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按揭贷款买了单,但它们庞大的信用卡部门也正在出现问题。在该公司二季度价值1.2万亿美元的到期未偿贷款中,信用卡部门占到8730亿美元。银行应付这个问题的措施之一是对消费者收取的利率:十月份,花旗已经把对某些信用卡持有者的利率上调至29.99%。
在谈到这家依靠政府救助维持生命的金融机构时,《机构风险分析》的编辑克里斯·惠伦将它称作“僵尸舞女皇”。
“政府希望靠银行间的救助、最大化的营业收入以及拖延时间这些手段来让他们逃生”,他说。“当我从全景角度来看时,花旗实际上正处在需要再次解决的进程中。我继续坚信该公司的普通股价值为零,而且为了维持银行稳定,这家公司必须继续向债券持有人发放部分现金”。
花旗集团执行长维克拉姆·潘迪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他确信公司处在正确的轨道上,而关注全球银行业务,和剥离比如保险和经济之类的业务部门并不是这项使命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他表示,集团已经急剧缩减了开支,改进了对风险的监控,并建立了一个他认为可以让银行返回持续盈利状况的管理团队。
“我们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比其他银行更多的与全世界联系在一起”,他特意指出了花旗的全球影响力。“在建立全球业务方面,我们有很大的能力。而且再次过程中,我们也会围绕于此建立自己的文化”。
潘迪特先生表示,他正在与联邦管理者一道工作,按事先的时间表来归还TARP基金,他认为,那笔钱对于恢复花旗在消费者们心中的形象来说是决定性的。“在这个市场中,很难改变人们的看法”,他说。“我们不是一家困难的银行。我们得到了许多来自政府的帮助,我们无法单独战斗”。
出于自救的目的,花旗计划撤销许多此前被人们称作“失去十年”那段时期的动作,包括1998年与旅行者集团的合并,以及庞大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扩张。为了给公司解套,潘迪特先生把公司一分为二。一半由被花旗集团管理层看作花旗未来核心业务的部门组成,包括全球范围的零售银行,投资银行以及机构客户的交易服务部门。
另外一部分包括被管理层们认为是应当剥离或抛弃的部门。这些包括资产管理以及消费贷款,例如住房和商业不动产等,以及汽车贷款和助学贷款。花旗还正在出售许多最近几年收购的公司。不过,在这个虚弱的经济环境中,他们的买家并不多。
没错,花旗的缓冲垫足够厚,多数纳税人对此感到宽慰,一些银行业分析人士也对这家银行的前景做出了乐观的预测。
德意志银行的马特奥·康纳尔就是这样一位分析师。他认为,花旗仍然有潜在的风险,但处境不错,在经济复苏时,他们可以尽快卖掉资产,即便面临再次衰退,他们也有政府的支持,而且在商业不动产方面的风险敞口并不大。
“我们认为花旗股价可能达到10美元”,马特奥先生最近在一份投资者报告中写道。“然而这个目标或许要几年后才能达到,而且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花旗跟整个银行业一起报销”。
然而,与其他大银行比如摩根大通以及高盛相比,花旗的业务仍然没有足够盈利以覆盖其潜在的收入损失。在三季度,没有任何一个花旗部门实现了该公司期望中的收入跳升。
惠誉国际分析师预计,进入2010年之后,花旗集团将继续遭受巨大的贷款损失,经营业绩也会持续低迷。当然,令该公司痛苦的主要理由相对简单。即这家银行把太多太大的赌注押在具有风险的消费信贷上,特别是住房按揭。这些贷款往往会被二次打包成复杂的金融工具,当经济崩溃时,它们就会变酸。花旗最终将自食苦果。
根据对该公司十几位前雇员和分析师的采访,花旗集团要比其同行更深的陷入问题贷款的沼泽,这是因为许多其它的因素:热爱交易的文化让他们热衷于并购,而不是专注于发展现有的业务;管理层的不断内讧;顶级人才的流失;对不同看法反应迟钝;以及对竞争对手风险取向行为的热烈模仿,但当真正的风险来临时,却无法对其做出评估。
这些缺陷造成的后遗症如今正在纳税人脚下郁积,这令国会山担忧美国可能永远无法收回救助花旗的钱。国会筹款委员会民主党人,众议员劳埃·德哥特最近曾对政府对花旗集团3000亿美元资产担保,以及财政部长提摩西·盖纳怎样有效的监管这家银行感到不安。
“从这些匆忙出炉的担保中,我们不知道纳税人潜在付出代价的全貌”,德哥特上周在一封邮件中表示。“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尽管我曾在三月份提出过专门申请,但盖纳部长却似乎不愿对此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做一次批判性和透明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这不仅会让我们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而且还会防止公众对政府的信心遭到进一步侵蚀”。
财政部长拒绝对此做出评论。
TARP计划的特别检察长尼尔·巴洛夫斯基已经建立了一个团队来审查花旗怎样使用纳税人的资金。在九月二十一日写给德哥特先生的信中,他表示:“对花旗集团的担保有严重失察的担忧”。
其它人,特别是金融分析师也存在这些担忧。
“传统银行业仍在衰退中,而且处境极为脆弱”,一家咨询机构——塔瓦科利结构性融资公司创始人珍妮·塔瓦科利表示。“如果我们从花旗那里拿回我们的钱,某些人就会为他们印钱”。
正如马克·吐温的名言所说:无论何时,历史都不会重复,但却押韵。在金融世界中,或许已经没有其它地方可以比花旗集团更适合这个比喻。
1920年代,这家当时叫做“国家城市银行”的机构开始在全国开始机构,鼓励萌芽的中产阶级投资股票和债券。由于只需要很少的钱——购买股票的投资者每笔交易只需要付出百分之十的交易成本——投资者们蜂拥进股票市场。时任该行执行长的查尔斯·米切尔在这一时期人为对销售进行了刺激。他的绰号是“阳光查理”。
随后就是1929年的大萧条。在崩溃之后被安上“银匪”绰号的米切尔先生在国会面前忏悔自己“太想放贷,太想击败竞争对手,太想把按揭利率削减到一个鼓励过分交易的水平上”。
在崩溃之前,行业惯例不仅允许国家城市银行包销债券,而且允许他们雇用一只销售大军沿街向储户推销。国会听证之后断定,利率的冲突是造成这次大崩溃的主要原因,议员们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把商业银行(提供清晰的老式储蓄账户和贷款的银行)活动从投资银行(致力于高风险交易,比如股票和保险业务的银行)中分拆出来。
尽管有数千家小型银行倒闭,但政府对银行业的救助策帮助城市银行和其它主要银行度过了衰退。
五十年过去了,这次已经更名为花旗的这家银行因为拉丁美洲局势的恶化而让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巨量贷款遇到了麻烦。联邦政府薄弱的资本和账户要求让大型美国银行从这次危机中逃生。然而,在1990年代早期,由于虚弱的经济和在商业不动产方面的损失,加上在拉美又一次遇到麻烦,这家银行再次陷入不稳定状态。
由于得到一位沙特阿拉伯王子的注资,以及时任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赐予的礼物,花旗再次从危机中逃生了。格林斯潘先生把利率限定在一个异乎寻常的低水平,这允许花旗和其它陷入麻烦的银行廉价借款,并以更高的利率向消费者放贷。
到1998年,花旗不仅重新站立起来,而且愿意采取更有侵略性的姿态。在其执行长约翰·里德的指挥下,花旗同意与傲慢的交易大王桑福德·威尔管理的保险、经纪和投行服务企业旅行者集团兼并。在这次历史性的兼并之后,一个资产高达7000亿美元,名为花旗集团的庞然大物被建立起来。
由于旅行者旗下有一家投资公司,因此花旗集团敦促国会撤销从大萧条时期至今仍然生效的那条位于主街(main street)和华尔街之间的界线。里德先生和威尔先生充当主力,加上其它金融机构成员,一起对华盛顿进行长期游说。1999年,终于推翻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通过把我们的金融企业从一个陈旧的老式管理架构中解放出来,这项法案将为我们的行业释放出创造力,并确保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力”,花旗集团主席里德和执行长威尔在国会撤销该法案后的一份答复声明中如是说。“因此,全体美国人——投资者、储户、投保人——都将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老雇员无比怀念合并早期的日子。
“所有人都是NO.1”,为了维持与前同事的关系,这位要求匿名的前高管表示。“你是全世界羡慕的对象。那是一家无比强大的机构”。
利润陡增,到2003年,花旗集团年利润几乎达到180亿美元。不过,正当金钱滚滚而来的时候,由于人事动荡、丑闻不断以及管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难度,令人心情愉快的盈利增长开始趋于平缓。
威尔先生的长期密友和法定继承人杰米·戴蒙在合并八个月后被驱逐。(他现在管理摩根大通,这家银行尽管也在金融危机中风雨飘摇,但境遇远比花旗这家大块头好的多。)一批顶级天才随着戴蒙先生被逐而离去;在2007年金融危机开始后,这一势头愈加明显。
例如,在过去十年中,花旗集团经历了四任执行长,六任财务官,七任消费银行业负责人,以及八位投行总裁。
两相比较之下,美洲银行同期只经历了两任执行长,四任财务官,一任首席运营官——!尽管相对的人事稳定并没有让后者在这次危机中少犯错误或者少受折磨。
在这家银行的名誉被一系列金融丑闻败坏之后,威尔先生宣布将在2003年,也就是他的执行长任期届满之后退休,他把权杖交给自己的长期法律顾问查尔斯·普林斯三世,此人曾引导这家公司穿过了各种法律和管理危机,但从未运作过一家主要金融机构。对此查尔斯先生没有做出评论。
在普林斯先生领导下,交易仍在不断发生,但这家银行的无数部门从未被真正有效的粘合在一起。他在位的三年半里,花旗集团买入了五家大型按揭贷款者或贷款服务商,以及四家信用卡出借者或证券投资组合。这种疯狂的并购行为规模无疑会越来越大,结果导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要求该行从2005年春到2006年之间停止并购交易十二个月。这项禁令出台的原因是海外管理者抱怨花旗的风险管理越来越危险的放松。
尽管偶尔遭到管理者的抑制,但花旗集团在2005到2007年间仍然不断把资产气球从1.49万亿美元吹大到2.19万亿美元,增长达到46.9%(这个规模是花旗合并时资产负债表的三倍)。
不过,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之中,可疑的抵押贷款、问题成堆的按揭和其他债务相关债券的交易开始暗中损坏花旗的金融状况。一种丑陋的债券类别继续纠缠着这家银行,它就是担保债务凭证,或者说C.D.O.'s。
从2004年到2008年初,花旗集团承保了700亿美元C.D.O.’s,但根据曼哈顿联邦法院一份集体诉讼文件,当它无法找到买家时,为了确保不满的花旗投资者的利益,这家银行必须保持总计570亿美元现金在自己的账户上。该诉讼声称,到2006年末,花旗集团的C.D.O.业务“已经发展成一个庞氏骗局,那些未出售的旧有C.D.O. 证券在资本中再次循环,又被包装成新的C.D.O. 证券”。
此外,该诉讼还声称,花旗集团领导层通过利用不同的会计花招隐藏了这家银行对于那些最终恶化的资产的所有权。花旗集团对这一诉状进行了否认,并表示将与对方理直气壮的对簿公堂。
据分析师和该行前内部人士透露,这家银行最过去几年中不幸的真相是令人恐惧的管理。“他们只会犯错误”,为了避免诉讼并保持与过去同事的关系,像这篇文章中的其他受访者一样,这位也拒绝透露姓名的前花旗高管表示。“如果车上没有前灯,你真的很难驾驶这辆车”。
如果花旗集团是在闭着眼开车的话,管理者们似乎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当花旗银行正在积累最终将造成高达350亿美元损失的证券组合时,货币监管局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官员们——当时的主管正是如今的财政部长盖纳——却在一边袖手旁观。
花旗的金融架构仍然摇摇欲坠。其中一个原因是它要比其他国内大型银行更加严重的依赖于海外的未保险存款,在那些地方,当麻烦刚刚出现时,顾客们就取走了自己的金钱。此外,一些原来被会计机构暂时转移的资产(并让这家银行的财政状况看起来显得健康)已经开始发作。
要想维持花旗集团的战略,潘迪特先生还需要一些时间,而且这要部分依赖于经济状况。比如,经济继续改善时,他说这家银行将得到比甩卖资产更漂亮的盈利。比如,一些像按揭贷款之类的资产随着时间推移将会得到回报。
“我们有时间”,他说。“如果市场转向的话,这些资产都将是非常宝贵的业务。但这将需要一段时间”。然而分析师认为,花旗集团要想逃生的话,就必须迅速抛售那些原本想要保留的业务。而且考虑到此时他们叫卖的货物很少有人问津,这件事情会特别困难,尤其是花旗的中层业务分布在相隔大洋的遥远地区。
这意味着卸掉这些无主业务的计划很有可能需要比花旗管理层所希望的还要长的时间。在2009年1月,人们预计这次下滑需要两年时间,但一些分析师和其他熟悉该公司业务的人士认为,这一期限在如今看来还是太短。
该行分析师惠伦认为,解决花旗集团的问题需要求助于低利率以及来自纳税人的帮助。
“未来花旗还将需要资本注入”,他说。“最终在花旗身上发生的事情会是政府开始转向债券持有人,并对他们说,我们已经不能再往里面注入更多钱了,现在你们是这家公司的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