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央企利润下滑消息迭起，而高管年薪、垄断性企业高红利等敏感话题也如影随形，激惹民心。国资委近期启动对50余家央企薪酬制度试点改革，抑制和调节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据悉，煤、电、油、运等12行业员工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到4倍，平均人工成本最高达到每人12万。随着改革的推进，“工效挂钩”的国企工资体制将退出人们视线，“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浮出水面。（11月4日《中国经济周刊》）

　　国资委称的行业员工间距已达3至4倍已够可怕了，而全国政协委员宋晓梧7月13日在全国政协一次专题协商会上所称“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扩大至11∶1”就更让人吃惊了。宋委员称，造成行业间的这个巨幅落差的三分一因素是资源垄断。国企特别是带有垄断意味的央企，之所以近年来受到持续不断的公众腹诽，是因为公民渐次意识到，大多数国企所获取的高额利润，靠的是国家的倾斜政策与垄断资源，而非他们的高管是技艺超群的管理大师。

　　这些追加的政策本具公共性，在政策的倾斜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少数国企格外得意和多数企业特别失意的经济失衡现象发生。而并不天然的国有垄断资源，实际上已成这些企业囊括高利的不竭源泉。这使垄断企业的利润获取，并非根本性依靠职业经理人的市场驾驭能力与现代管理智慧。而且垄断利润经过一些企业高管的“灰色运作”，往往最终未能真正流向国家的钱柜，而是要么流到动辄年薪30万的“处级中干”的腰包里，要么流到 “团购豪宅”的销售现场。

　　这种像“夹生饭”式的市场竞争，势必带给一些比照行政化管理的国企高管一种拥用公共权力的双重便利与快感。企业高管既可凭部级或厅级或处级的行政级别游走于市场中，去获取无行政级别的企业无法够及的政策与政治优势，又能手持企业名片，并借“工效挂钩”的普适政策，将N倍于同级机关干部的薪金注入私人钱囊。拥有行政上级所任命权力的高管，容易将企业职代会、工会，以及股份制改革后的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等，看似可以约束权力的内部机构，一个个变成徒有光泽的“监督花瓶”。

　　近年来，在这些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镜头不断重复之下，一些部委也在行动，但总让人感到动作迟缓，紧接着又是出招混乱。国家发改委、人保部、国资委、财政部等均先后出来表态，要对央企员工实行限薪。然而公众听这种“限薪雷声”在上空响起大概已有一年了，而落到地面的“限薪雨点”却始终未见一滴。之所以出现这一尴尬局面，根源还是我们国家劳资分配与监管的法律脚步相对迟缓所致。

　　当前亟待用法律之手尽快去剥离国企高管由行政机构直接委任的“非市场化元素”，以企业法制建设为切入口，对央企员工薪酬的决定程序进行公开、公正、公平地变革，并从法律上加强或增设独立于利益之外的审计、监督、制衡机构。让央企员工的钱口袋始终被阳光动态照耀，不留任何死角。如果继续沿用行政化管理，继续让监督缺位，即便采取“工资总额预算管理”的办法，最终“工效挂钩”的性质未变，只是名称稍加变动一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