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端

　　田忠国

　　这些天一直研读张敢明先生“经济学若干难题研究”一书。在研究该书的过程中，同时也在思考系统程序问题，思考的结果是，系统程序和程序逻辑具有三大共同点，即，程序的发散性、闭环性、互动性。由此可知，系统是由程序构成的，而程序则由阴阳构成的，如果把阴阳转化为二进制数学，阴为0，阳为1，而且0和1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也就是说，0可以变为1，1同样可以变为0，并在这种互变过程中形成生生不息、变化不穷的程序。没有发散，就不能成为程序，但程序如果没有闭环，就形不成程序逻辑，形不成程序逻辑，程序就无法动态识错和动态纠错，而互动性呢？就是为了形成系统机制，也就是说，没有程序的互动，就没有系统机制。在思考张先生二一三五计划、程序逻辑问题的同时，我也在思考徐亮先生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

　　为什么程序正义却没有一个结果正义？有时甚至是结果与程序正义完全相反？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程序正义和结果一致的原因，在于程序的基础必须源于价值观。如果在设置程序时拆除了程序基础，也即价值观，所谓程序正义，因操作者不同，程序即可能走向正义，也可能走向邪恶。由此可知，程序是个空套子，只有输入价值观后才会朝某个唯一的方向推进。输入价值观后的程序，我们称为程序意志。由价值观形成的价值闭环链，我们称之为价值逻辑。价值逻辑在制度条款中形成的潜在语言，我们称之为制度语言，由制度语言形成的程序路径，我们称之为制度中的程序意志。

　　由此可知，再复杂的制度，都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

　　价值观----程序（标准路径）----固化（制度规制）

　　有人可能认为，我说了半天，但与“中国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这个题目毫无关系。其实，中国的现代化有两部分内容，一是管理的现代化，其中包括政府管理、社会化管理和企业管理；一是科学技术和工业体系的现代化。

　　但是，现代化三个字，如果不给予价值界定，其含义就陷入了混乱。因为，在两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世界中，即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比如，管理和科学技术、工业体系的现代化，如果不再前面给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界定，现代化就失去了价值意义。从人们的争论中，我们发现，有人用模糊的现代化一词，否定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为，在他们的概念中，社会主义本身就不是现代化，资本主义才是现代化的唯一标志。

　　这种观点对不对呢？其实，在1970年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工业国的事实，已经给出了明确回答，在此多费唇舌毫无意义。到1980年代，我国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事实证明，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所以，中国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

　　从相对论的角度说，以封建主义为参照系，资本主义是先进的，而封建主义则是反动的、落后的，以社会主义为参照系，资本主义是反动的、落后的，若以共产主义为参照系，社会主义又是落后的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我国仅用了四十来年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用了二百多年才走过的工业现代化道路。这一事实有力的说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张敢明先生在“经济学若干难题研究”一书中曾明确说：“公有制必将在社会发展中趋于兴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它更合理，效率更高。”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然给社会主义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现代化。

　　前面说过，这一段时间一直研读张敢明先生“经济学若干难题研究”一书。在研读该书过程中，我们发现张先生为社会主义管理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效益标准、效益指标。开始，我们以为效益标准、效益指标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效益定量，但通过反复研读，我们发现它们即与效益定量有关，但实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效益定量。前者包含着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后者则包含战略思想的机制转化和战略目标的完成，也就是说，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必须转化为系统机制和执行机制，才能有效的使战略目标变成现实。

　　我们在本文一开头就说，系统程序和程序逻辑具有三大共同点，即，程序的发散性、闭环性、互动性。在张先生给我们描绘的管理机制中，有三大部门分设：调节、执行、监督。对于调节、执行、监督，我们可以理解为：目标---落实---验收，与系统程序对应的是：发散=调节，互动=执行，闭环=监督。

　　大家知道，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两套并行的管理机制，一是政治经济管理机制；一是企业管理机制，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保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目标追求，因其目标相反，机制必定不同。如果社会主义机制与资本主义机制接轨，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自寻消亡；假如资本主义机制同社会主义机制接轨，必定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所以，社会主义吸收资本主义的有益成分，只能是社会主义机制的自我完善，不能被资本主义所改造。资本主义吸收社会主义的管理经验，也并非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提升资本主义的管理能力。

　　令人遗憾的是，有人一提管理现代化，首先想到的就是资本主义化。

　　殊不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一条道上对跑的车，因为经济制度不同，其机制亦不同，也就是说，同样是程序机制，但因为价值目标相反，其程序意志必然相反。由此可知，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其本质是完全不同的。

　　从党的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角度说，从革命一开始，中国就只能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而不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过程。没有思想文化的不断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发展、大提高。

　　社会主义管理机制的革命，可以有效助推思想文化的革命。

　　现在一提革命有人就很烦感，其实，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革命，因为，没有革命就没有发展，这是一。其二，从历史发展逻辑的角度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动态的机制革命，新的社会矛盾就无法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就可能出大问题。其三，动态的机制革命，是社会主义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有人可能问，什么叫机制革命呢？使社会形成动态识错、动态纠错机制，并在机制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不断提高，我们称此为动态革命。

　　在“经济学若干难题研究”一书中，张敢明先生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结合现代科学原理，在社会主义三大基本原则---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费资料的按劳分配、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增加了组织规模的分级调控和劳动任职的能者优先两项内容，从而形成了完整的闭环体系。我们认为，二一三五社会主义竞赛计划，是马克思理论在我国经济学研究中的革命性大提升，是指导我国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我们不时浏览一下网页，发现“思想解放”四个字再一次如潮似雨，铺天盖地而来，但是认真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他们的所谓思想解放，不过是经济的公改私之继续“思想解放”，也就是“思想解放”到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政治制度上去。如果从相对论的角度说，如果以“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参照系，这种“思想解放”没什么不对之处。但问题是，我国的思想解放必须以宪法宗旨、党的宗旨、国家性质和立国原则为参照系，如果以此为参照系，我们发现某些人的观点就不是个简单的认识或观点问题了。走笔至此，我们不由得想起“经济学若干难题研究”一书附录中大卫·科茨“一位美国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分析’”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发人深思：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

　　该文作者，大卫·科茨同时认为，苏联“精英集团”内部，并非完全没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者，而是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太少了。该文作者在同一文章中还说：

　　“据我研究，20世纪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但到了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的‘精英们’开始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少数。他们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

　　大卫·科茨在最后说：

　　“凡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国家，一旦采纳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最多只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现在俄罗斯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我想中国的领导要比俄罗斯人高明，不会成为新自由主义词汇的俘虏，不会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中国真的不会重蹈俄罗斯覆辙？

　　我看危险，因为，从现在的“思想解放”上看，重蹈俄罗斯覆辙是必然，因为，我们看到，有人解放的是资本阶级思想，而社会主义思想倒成了某些人攻坚的僵化思想。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我国很有必要定位一下思想解放，也就是说，我国的思想解放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解放，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思想解放。张敢明先生“经济学若干难题研究”一书，我们认为就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解放的标本意义。大谈思想解放的先生们，不妨读一读张先生的思想解放之作，也好调整一个思想解放的方向，不然就会一头栽到资本主义思想里再也出不来了，并最终被资本主义思想活活淹死。因为，只有站在中国革命的立足点上，才能继续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只有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才有中国真正的现代化。

　　2009-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