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晓冬策划义丐徐超当明星的工作汇报

——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公开信

抄送：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中国企业报社

      相关各新闻媒体

尊敬的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

您们好！一直想给您们写信，如今刚开篇却早已泪溅键盘，我相晓冬无财无能，没有把义丐徐超变成富翁，却反而自己丢了工作，只有十年心血写就的一部《智本论》聊以自慰了。但我还是要将这半年多以来发生的一切以及我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以公开信的形式汇报给各位领导。

今年三月，当我得知那位给汶川大地震捐款的乞丐老人徐超还在南京江宁乞讨的消息后，就再也坐不住了，于是，我于四月底将老人接到北京，并围绕他策划了所谓的造星运动。

我知道，我的举动已经逾越了记者的职业边界，但那时我想到的是，记者也是社会公民，有权利也有义务履行公民行为。几乎所有的媒体朋友们都劝我进行深度报道，但我想到的却是改变。因为我一直认为，媒体不应该满足于被动地反映世界，更应该能动地改变世界。所以，我行动了。

我只是一个来自山东农村的普通记者，没有丰厚的资本实力，也没有殷实的家庭背景，近十年评论员的职业磨砺，给了我满腔的理想和热情、满脑子的思想和创意。看到徐超老人的现状，我就再也按耐不住实践的冲动了。

一 、我对义丐徐超的策划思路：义丐行义、以义成名、以名取利

按照我的构思，67岁的义丐徐超老人最好的出路就是当明星，因为那样不仅可以解决他自身的生活问题，还能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他是义丐，而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义就是全世界都在大力倡导的社会责任。所以，徐超老人是社会责任的时代新星。

在我看来，义丐徐超是汶川大地震这一大不幸震出来的大幸，是地震这一大灾难赐给我们中华民族的礼物，是治疗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的治病解药，是抗拒物欲横流无视社会责任的精神支柱，他的出现预示着从未泯灭的人性之光在底层劳动人民身上的伟大复活！

我的整体思路是，义丐成名之后，不再需要政府民政部门的救济和帮助，那非但是给民政部门徒增财政负担，也是对其品牌价值的巨大浪费。而果然，因为安置呆子的问题，当地民政部门并没有与徐超老人达成一致，以至于徐超老人继续行乞。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政府部门已经尽到了责任，不是任何人的过错，唯一的错误在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时还继续把他当成了乞丐，这只是认识上的问题。

而我的思路则是把徐超老人视为明星，这样就开辟了一条市场化的手段，明星都能挣到钱，这条道路如果行得通，不仅能解决他的个人问题，减少社会负担，而且还能纳税，增加财政收入。徐超老人虽然学历不高，但极明事理，明晓大义，在其捐款义举感动世界之后，作为义的代言人，他当之无愧。

于是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保持住他的义？于是，先贤孔子辩证的义利观又可以作用于义丐徐超身上。义丐可以行乞，那便还是乞丐，但也可以行义，行义就是明星，所以，对他的策划和包装必须坚守行义的路线，因此，我才提出以义取利、以利行义、以义御利的主张，按照孔子的思想，义只有变得对每个人有利，人们才会去追求义，义取得利，正是义赢得了市场。否则，义总是高高在上的话，永远是曲高和寡。

让义丐徐超老人成为明星并且挣到钱，必须得有个经纪人，而他又请不起，所以我主动担当了一个志愿者。我自认为自己还算合格，新闻工具和技能我尽可能的都用上了，诸如给他开博客、策划为灾区的募捐计划，在街头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济南拜老人为义父，撰写新闻通稿、发言稿等等，还经常自己写评论，对一些错误思想进行拨乱反正。新闻不是高科技，而应该成为信息时代一项基本技能并最终为整个社会生产所用。

在我眼里，有两个灾区，一个是有形的地震灾区，一个是整个社会无形的精神灾区，而徐超老人正是联系这两个灾区的纽带，他去年为汶川捐款感动世界之后，带动了很多富人接连追加捐款，给灾区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他若转过身来，则同样可以治疗见利忘义的精神灾区，而这种治疗则不能单靠他一个人的力量了，必须需要思想和智慧的介入。

我带他从南京到北京的那段日子里，无论是在地铁、街头、公园还是火车上，很多人都想给徐超老人个人以施舍，有很多好心人甚至主动停下轿车、摩托车来给他送钱并向他致敬。我很矛盾，一方面很感动这些好心人，但我内心深处的理性又在不断反抗这种高高在上的施舍之举，就因为他们都把徐超老人继续当成了乞丐，而我的使命，则是让他成为真正的明星。

在地震一周年之际，徐超老人最大的心愿是去灾区看看，他原本自己去火车站铺开那些报道过他的报纸要点钱再去灾区的，但我否定了他的做法，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在老人的博客上推出“我要进行最后一次乞讨”的募捐活动，个人捐款全捐，企业捐款留一半。其实最深层次的用意是想向企业界宣示徐超老人的明星价值。不是我们给企业要钱，而是打算拿着徐超老人的明星价值给企业进行品牌宣传上的回报，以激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募捐，钱不在多少，给多少都算是心意。

因为我在这一事件中埋藏了更深的目的，那就是改变人们的一些错误思想，所以我曾料想到，这一事件会引发舆论的质疑，但质疑正是人们思考认识问题的先导，是我们进一步赢得公众信任的必经之路，我喜欢看到人们的质疑，所以就干脆让质疑来的更猛烈些吧，于是我才故意对京华时报的记者说了一些看上去出格的话，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告诉我要连续报道，而且还要报道我和一些质疑者的论战。如果这样的话，这篇无字文章才能收到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奇效。

但我没想到的是，《京华时报》的报道将我所在单位《中国企业报》卷了进来，因为我曾一再向他们表示，此事属于我作为一个记者的公民行为，与报社无关。而令我更没想到的是，《中国企业报》的一些领导竟然反对我的这一公民之举，以至于《京华时报》也在他们捂盖子的公关思维下中断了对我们的关注和报道，使得那些质疑者和谩骂者在攻击完我之后，我却找不到说话的地方了。迫不得已，我在天涯上第一次首开记者自己报道自己的先河。

这一系列始料未及的事件让我们的灾区行动蒙上了一层阴影，以至于连灾区的媒体都不再那么积极主动地关注我们了，而在去年老人捐款之后，四川的媒体曾经前往南京，实地拍摄徐超老人的生活，时隔仅仅一年，却世事无常、冷暖易变，与去年老人捐款后铺天盖地的报道形成鲜明对比，而没有媒体的关注，徐超老人靠什么成为明星呢？无奈之下，我们在成都的街头拉起横幅，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乞丐明星的新闻发布会，现在回想那段阴暗的日子，仍然泪蒙镜片，视野模糊。

与义丐徐超老人去年地震义捐引起的视觉冲击波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次他要当明星，却引发了诸多的反对之声。我知道，这大都是由于我的介入而起，我提出要以义取利，他们所以都怀疑我的动机。所以，跟徐超老人在一起，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贫穷，他仅仅三次捐款就赚取了那么多人心，那么多感动，而我得到的多是此起彼伏的谩骂和质疑。

二 、每个人都有名，学会运营这种个人品牌，义就能取得利

按照人们传统的思维惯性，义和利是不可兼得的，人们习惯于把义举捧得高高在上曲高和寡，把义士美化成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英雄，让大众觉得遥不可及，而这种传统的价值观也反过来压抑了普通大众对义的自觉践行，所以我们看到如孟祥斌这样的义士更多的时候是以孤胆英雄的形式舍生取义，而那些看客们也满足于从内心深处涌出两汪热泪，感动一把而已。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道德的牌匾继续满足于高高在上地悬挂于只能供大众仰望的地方；如果社会责任的自觉践行仍然只默许个人承担风险甚至付出生命而不鼓励其通过市场手段带来利益；如果我们听任大部分人用集体意志的冰冷铁钉将义士的义举钉成彪炳史册光照千秋的凄美风景；那么，我们都将应该羞愧地站在逝者的遗像前，站在往圣先贤的墓碑前，环顾和反思我们这些活人自身的丑陋——对于个体权益的集体漠视暴露的是整个群体意识中蕴藏着的不义。如果这样，我只能这样解释整个物质社会的道德滑坡——不是众生抛弃了本应卑之无上的道德，而是高高在上的道德远离了众生。

孔子的学生子路因为救人而收了别人一头牛，结果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因为那样今后会有更多的人去救人，子路得利反而符合义；相反，那个家里有钱的子贡解救了自己的鲁国同胞却拒绝领取朝廷的赏金并被奉为楷模之后，却遭到了孔子的严厉批评，因为那样就不会再有更多的人去解救鲁国的同胞了，子贡拒金反不义。我用现在的话来这样批评子贡拒金——这个伪道德的狂徒是为了沽名钓誉而进行的史上最早的一次不负社会责任的恶性炒作。

现在我策划义丐徐超当明星，而且公开自己的利益意图就是为了对子贡这厮遗害几千年的错误言行进行一次拨乱反正，我要是不挣到钱，不能得到利，以后谁还会去帮助那些弱势群体的平民百姓去挣钱？我让义丐挣钱也好，让自己挣钱也罢，都是为了证明孔子那个早应该成为公理却一直遭到扭曲的道理——义能生利，有义才有利，一旦成功，将彻底消灭掉见利忘义的存在土壤。

我之所以要实践“以义取利”，乃是因为发现了名的价值，名是个人品牌，是一种每个人都有的无形资产，名能产生利，所以我们看到现实中的名人都有钱，都能变得富有，这也是物质生产中的品牌营销观念奉献给我们的礼物，所以应该纳入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让每个人都拥有的“财产性收入”的范畴之中。

但名决定于实，要想获得好名，必须得有实，好名声不是单靠宣传出来的，而是每个人做人的产物，所以那就要求每个人不能光想着自己的利益，必须心怀义，也就是社会责任，有义就有好名声，有好名声就有大利益。这些新思想实际上是精神生产的价值实现方式，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人类就应该知道了怎么营销思想和智慧，将其变现为市场价值。

市场经济的大潮早已漫卷全球，而信息社会的渐行渐远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智慧文明时代的曙光，一个新的伟大生产力正像东方的太阳喷薄欲出，而我们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却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农耕时代，如此以往，我们都将无法也无能去迎接和拥抱那个伟大的智慧文明时代。

三 、不羞于言利，媒体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创业挣钱的平台

媒体圈子里那些虚伪的文人还羞于言利，其实脑子里整天围着利益打转转，只是口非心是而已，他们有权的就滥用职权，批评权、监督权、曝光权、选题审定权、枪毙稿件权、删改文字权、隐匿采访对象姓名权，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早已认识到一个铁打的事实，有权就有利，他们的手段是以权取利，因为不能光明正大，所以选择偷偷摸摸，像我等这样无权无势的也只能蹭个叫做车马费的红包了。

事实上，屡禁不止所以根本不应该禁止的有偿新闻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有着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性。在市场经济与信息社会交织构成的当今时代，媒体已经从政府部门的传播工具演变为大众传播工具，而追名逐利的企业天生具有传播的需要，这种传播除了可以光明正大进行的广告之外，还有不能公开所以偷偷摸摸进行的新闻传播。

所以，我们看到，在媒体和企业之间，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公关公司集团，他们存在于企业和媒体之间，用车马费、版面费、红包、送礼等形式在低廉地收买了新闻版面的同时，也撕掉了媒体文人的脸面，一个新的利益链条已经在媒体和企业之间形成，而这个链条却象一条毒蛇一样反啮着媒体文人的心灵，在很多被采访的有钱人看来，编辑记者就像乞丐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手里拿着采访笔和录音器，而实际上，那个无冕之王的称号早已沦为一个仅能维护虚荣和自尊的破斗笠，很多新媒体人自称是“新闻民工”，他们起早贪黑，白天跑、夜里熬，弄成了亚健康，有的甚至猝死于电脑桌前，不仅没钱买房，还没钱看病——有才无财，斯文扫地。难道这就是十年寒窗苦之后的收获么？看到这种局面，也就不难理解读书无用论为何再度甚嚣尘上的了！

这些现象造成了什么恶果呢？——大批的知识分子没有富有就会反过来影响了市场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没有资本的知识分子不能独立创业，反而占据着众多就业岗位，就不能反过来扩大就业，造成就业难！知识分子挣不到钱，就意味着知识不能赢得市场，知识缺少用武之地。

当然，这里面也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那就是不能转识成智，到处寻章摘句旁征博引，缺乏独立思考，满足于以记忆和知道的形式向大脑中储存知识，就是不能反作用于现实世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正如诸葛亮在舌战群儒时所讽刺的那样——“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

时代的发展让我们对媒体的认识变得日益落后，传统的观点都认为媒体是传播工具，传播学理论支配了媒体的新闻业务，但事实上，传播着的信息都是人类的意识，信息是意识的传播形式，是传播着的意识，意识的传播可以产生信息、知识和思想的分享，这就是互动认识，所以，作为传播工具的媒体也是公众以群体的方式认识世界的工具，它应该服从并服务于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伟大实践，而不能满足于信息的传播，满足于眼球的吸引，因而也不能满足于广告盈利模式。

新闻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每篇新闻报道都对应者客观事实，但同时也都是记者编辑主观认识的结果，它具有二重性，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但新闻还要追求真相、追求彻底纯粹的认识，怎么办？那就让一个媒体连续不断的报道，或者让多家媒体从多种角度进行报道，相对真实的客观世界就可以这样被揭开了。所以，任何一个新闻人都是大众认识世界观察世界的眼睛，是群众认识世界的注意力引导者。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包括互联网在内，媒体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传播工具，而是成为了大众群体脑力劳动来互动认识世界的工具，而认识世界正是改变世界的必然前提，而这，正是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协作，这种群体的脑力劳动最终可以生产出包括思想、创意、方法等内容的智慧，而智慧则可以通过市场的手段转化为财富，知识分子正是这种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这就是我提出并正在实践的“以智取利”。

所以，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鼓励媒体的知识分子以合乎社会责任的形式赚钱，而赚钱正是当今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因为他们要赚到钱，就必须用自己的思想和智慧通过平等的市场交换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他们要赚到钱，是以帮助广大底层百姓赚钱为前提的，只有帮助别人赚到钱，思想和智慧才算实现了市场价值，而自己也当然能够获利。就像我帮着义丐徐超赚到钱之后，自己也必然能够赚到钱一样。

为了给这种新的生产力开辟道路，不止我一个人认为，应该解放媒体的创造力，让他们创造除广告之外的多种商业模式，当然，也有很多媒体都在这么做，但都是以单位的名义进行，搞的项目也无非是论坛开会等形式，把企业召集在一起，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服务，然后以广告费的形式收入到媒体单位的口袋里，这种商业模式的出现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我认为，应该更进一步，那就是鼓励和支持媒体的编辑记者以个人的名义光明正大地挣钱，他们也都不满足于自己的脑力劳动仅仅收获那点可怜的稿费。只有光明正大挣钱的道路畅通了，才能有效驱逐那些偷偷摸摸的不正当赚钱手段。对于这些问题的具体操作，应该尊重媒体知识分子的首创精神，就像尊重小岗村分田到户的首创精神一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行政附属物，而是独立成为可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成为以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为主导的独立的传媒出版产业。

但现在这个产业的发展却仍旧没有找到真正的方向，几乎大多数媒体都仅仅靠广告盈利模式来维持生存，造成的结果是，作为精神生产部门的媒体不能反过来帮助物质生产创造财富，而只能靠物质生产的企业以广告盈利模式来喂养，所以我们看到，金融危机一旦发生，美国的《商业周刊》和《读者文摘》都面临破产倒闭，而中国的媒体广告收入也大幅下滑。

就像我在《智本论》里所指出的那样，媒体绝不能仅仅满足于靠物质生产施舍那点可怜的广告费，因为他们的精神产品可以通过产业链运营的方式变成物质，媒体的传播力量可以对各种生产要素发挥出整合组织作用，从而反过来创造物质生产，而媒体也可以在其中获得股权、资产等财产性收入，媒体的这一功能一旦发挥作用，可以让众多的知识分子们转身变为创业者和有产者，从而解决整个社会的就业问题。

鉴于以上原因，我认为，我策划义丐徐超当明星实践“以义取利”属于中国的媒体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发展和变革的一场试验和尝试，是一种利国利民的创新之举，我们现在都在大谈自主创新，媒体也不例外，创新就是要一反常规，循规蹈矩不会有真正的创新，创新会让一部分人感觉不爽，但却能开辟出新天地。

因此，《中国企业报》社以逼迫我辞职的形式干预此事从表面上看是维护新闻出版的管理规定，但在本质上属于不负社会责任的不义之举，是对公民权利和创新自由的粗暴干涉。现在，义丐徐超仍旧在流落街头，而我也因此而失去工作。这一切，都是《中国企业报》社的干涉与封杀所致，他们只愿意选择偷偷摸摸地挣钱，而却干涉我光明正大地挣钱，挣钱是在供需矛盾下而展开的平等的市场交换，何以有些人觉得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呢？

相晓冬2009年11月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