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云“盖棺论定”，意思是：只要一个人死了，那么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是铁板钉钉一目了然的事了。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也大致反映了一种通例——然而，我们不要忘了：通例之所以成为通例就是因为有例外存在。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发生在当代的两个例子。
我们知道：在中国当代史上，有两个人死后曾风光十足，追悼词也写得堂堂皇皇。如果说是“盖棺论定”的话，那他们就都是不打折扣实实在在的“好人”。可事实上，没过多久，他们的的骨灰就被从八宝山革命公墓中清除，并撤销悼词。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生和谢富治。
早在建国前，作为社会部头子的康生就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制造过大量冤假错案，谓之血债累累亦不为过！文化大革命爆发，康生就更是杀气腾腾。1966年，他出任文化大央文革小组顾问，虽为“顾问”实际上是文革小组的正式当家人。并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68年获得了中共情报机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领导权，制造了大量的冤案，成为在党内斗争中令人畏惧的“刽子手”。1967年初，先把贺龙打为国民党、军阀。后期并制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导致大批老干部被关进监狱。后以此指责刘少奇。1968年，无故称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为特务，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关押了赵九年。由此牵连被杀的干部达14,000人。3月，制造了内人党事件勒令内蒙古人民党员在三天内到各革命委员会登记，不登记者按敌我矛盾处理。由此迫供受迫害者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余人，导致一万七千人死亡。受牵连者三十四万六千人。4月，联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案”，将近225名干部、工人诬指为叛徒、反革命，连公安部内的副部长亦不能幸免，数名副部长仅有一人幸免，大量干部被拘捕甚至迫害至死。7月，康生给予江青一份亲笔信，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名单内，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有88名被打成是“特务”、“叛徒”、“反党分子”。几乎绝大多数人受到康生、江青等人逼害，占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共一百九十三名中的70%。9月16日，刘少奇被康生等人定罪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并曾对江青说“我觉得他这样干，这样久的做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10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前，康生下令对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的所有名单逐一进行审查，并把大量委员打成为“叛徒”、“特务”。1969年11月，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下令公安局军代表处决被关押多年的卢福坦，被人怀疑是卢在1968年初交代了康生1930年代被捕叛变的经过，因此被康生下令处决。
可就是这么一个大奸大贼，在1976年病逝时，得到的“盖棺论定”（悼词）却是这样的：“康生同志的一生，是为共 产主 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衷心耿耿，始终不渝。他五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康生同志对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 产 党，对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 泽 东思想，对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对党的安全保卫工作和机要工作的建设，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加强我党同全世界马 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损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感到深切的悲痛。”
好在盖棺论定并非完完全全，所以，四年后的1980年7月12日，在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子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而这一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销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再来看看谢富治。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卖身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同年８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１９６７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１９６９年４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７１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外，他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１９６６年８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带头诽谤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１０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又追随林彪、江青，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１９６７年２月，谢富治和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勾结在一起，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企图打倒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８月，他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１９６８年，谢富治参与炮制《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他迫害致死。他利用公安部部长的职权，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随意抓人、捕人，大搞逼供信。
可就这么一个恶迹斑斑的角色，在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６日病死于北京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做的悼词却称颂他是“谢富治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奋斗不息。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英勇战斗，忘我工作，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光明正大，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进行审查。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的审查报告。鉴于他的罪行，党中央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对他们的悼词。１２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审。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中国有句古话：“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武则天死后留下一块“无字碑”，也是这个意思。总之，任何人的功和过，都不认“金口玉言”，都要接受后人的评头论足。而后人复后人，无穷尽也。任何一代人如果下了“定论”，就等于剥夺了更多后人评说的权利。实际上这也是做不到的。哪怕是刻在了碑上，后人也有“颠覆”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