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学院的责任”
2009年11月8日晚，CCTV“对话”栏目邀请中欧商学院许小年教授、吴敬琏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教授以及中欧商学院执行院长佩德罗.雷诺教授讨论有关“危机与复苏”的话题。第一个话题，关于商学院在这次危机中的责任。 “商学院的责任”其实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更一般的意义而言，如果我们要探讨责任以利防范和改进的话，认识应该适当深化和扩展。这样的问题，放在政府与市场，企业与社会，利益与责任，创新与风险的角度来理解，可能更有利我们的认识。危机以来，这样的问题讨论过多次，但经济学家与一般民众的观点似乎总是格格不入。
对于某些经济学家来说，这样的话题幼稚可笑。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他们从来不承认市场会出什么错（市场当然不会出错，如果有错的话，那是市场参与者的错）。当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到了不得不正视的时候，他们也能撇清市场的责任。比如，他们可以说不是市场的错，而是政府的错——勉勉强强地，他们承认，是政府监管缺位导致了问题的出现。当然，如果问题不是如此严重，他们连政府金融监管的必要性都不愿意承认。承认商学院的责任，实际上就是承认市场的责任，这是某些经济学家极不愿意妥协的原则问题。
“对话”节目中，放了一段画外的片段。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来自美国政界和学界的一些人士倾向于商学院有一定责任，需要在今后教学中总结和反思。其中一位是第一个获得MBA学位的美国前总统、前哈佛商学院学员小乔治.布什。这给主张市场无责的中方经济学家一个调侃的机会，他对来自哈佛大学的雷诺教授说，如果说商学院有责任的话，那也是哈佛商学院的责任。他的意思是，哈佛怎么培养出这样的毕业生，将责任主动揽到商学院的头上。他揶揄着询问雷诺教授，哈佛怎么能给这样的学生发毕业文凭。雷诺对这样的玩笑不以为意，他说小布什之所以获得了学位，因为他在学习中一直表现很出色。给他文凭，是对他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正确评价。
另外一个中方经济学迫不及待抢过话头。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多次在央视财经节目看到该经济学家为市场、为华尔街、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申辩了。与同在CCTV财经节目亮相的那些华尔街投行精英一样，尽管市场可能出了问题，他们更愿意相信带来问题不是市场而是政府；尽管在最严重的暗无天日的紧急时刻，他们也期待着政府的救市举措，但他们随时准备对政府干预市场提出质疑和批评。他们坚信市场的有效性，坚决捍卫市场的声誉。这一次，该经济学家改变了申辩的策略，不是将重点直接放在责任与否的问题上，而是放在人性是否贪婪的问题上。对华尔街及投行精英的指责中，一个重要的罪名就是“贪婪”。而此次“对话”涉及的商学院“责任”问题，也与此有关。该经济学家的策略是，只要证明人性是贪婪的，贪婪是必要的，那么就不存在责任问题了。至于如果贪婪确实带来了问题，甚至是严重的灾难，那就不是经济学家要解释和解决的问题了。你问别人去吧！
其实，经济学家连“人性是否贪婪”这样的问题也懒得回答。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大体就是这样的，先进行假设然后进行逻辑推理。假设作为“公理”是不言自明的，无须论证，无需争论。如果你纠缠于公理，只能证明你的外行，你还没有取得讨论的资格。只要你承认假设前提，自然就得接受结论——因为结论是假设的自然结果。而不接受假设前提，你就只能退出讨论。“人性是否贪婪”这样的问题不值得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公理。从孟德维尔、休谟、斯密到边沁，经济学就是这样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不过，斯密是说自利是人的行为的动力，而且，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受到利益相互性机制的制约；即使孟德维尔和休谟及边沁，也强调了道德、法律及其他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制约。他们对人的贪婪并不放纵，更不放心。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在将斯密的“自利”简单置换为“贪婪”后，对台下的企业家们谆谆告诫：“人性本来就是贪婪的。商人贪婪，政客贪婪，学生贪婪，教授贪婪。企业的责任就是赚钱，就是利润最大化。人性就是这样，无法改变。”
台上4位经济学家，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对商学院是否有责的问题没有给出明确回答，这可能与两位中国经济学家抢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有关，而两位中国经济学家则是坚决主张商学院无责的。台下观众的投票结果却相反，远远超过一半的观众认为商学院有责任——而且，就在观众投票的过程中，两位经济学家一直在为商学院的无责进行申辩，也就是说，来自商学院的经济学家的现场发言影响了观众的投票倾向。
一般公众的认识，对于次贷危机引发的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华尔街精英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他们的指责，不是自利，而是贪婪；不仅是贪婪，而是肆无忌惮。正是贪婪推动着他们，试图拆除一切限制资本流动的障碍，而就在资本流动障碍逐步被拆除之后，危机来了。人们会清晰记得，在资本经营甚嚣尘上衍生产品云遮雾罩的的那些年，英姿勃发信心十足的商学院毕业的年轻精英们的神气活现不可一世。他们从一个会场赶往另外一个会场，从一个企业赶往另外一个企业，他们谈论的话题无外乎融资、上市、期货、股权等等。他们打算将一切资本都裹挟进资本市场，让其在市场上打滚、翻越、实现增值。他们不问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只讨论企业上市的可行性；他们不讨论企业参与期货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讨论参与期货交易可能带来的巨大利润；他们可以将衍生产品这样生僻的概念生生地塞进刚刚走出田间的农民企业家脑子里，用快速发财的美好愿望为人们铺就一条金光大道。
看到观众的投票结果，一中方经济学家撇了一下嘴角，露出无奈和不屑。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反差让人感触中国经济学（家）对现实的偏离。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的推崇在相当意义上已经达到了宗教的境界，在他们那里，市场就是完善的无可挑剔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市场不会出问题。如果你认为市场出了问题，那是你的脑子出了问题。与此相关，人性——无论自私或者贪婪甚至暴虐，它是人类经济发展和物质进步的力量源泉。经济学一般认为，市场具有自然的运行规律，经济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认识这种规律以帮助人们解释经济现象。这样一种认识，需要我们对市场有一种自然的敬畏心理。出于这样一种自然的敬畏，要求我们排除哈耶克所反对的那种基于致命的自负的对市场的肆意干预。对市场的敬畏，也意味着不要放纵人的自私和贪婪，意味着承认人的无穷欲望的泛滥对市场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破坏，意味着需要采取某种措施对人的欲望的成长进行规范。在自由主义经济学那里，我们看到的其实不是对市场的敬畏，而是任由暴虐的人性泛滥，任由市场遭受侵害。
金融危机以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并没有被遗忘，相反，一个新的斯密出现了——不是作为经济学家的主张一直看不见的手的斯密，而是作为伦理学家的主张以同情心规范人的行为的斯密。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以作为道德哲学家的斯密为基础，其经济思想只是其伦理哲学的体现。其实，不抱成见地仔细阅读斯密的著作就会发现，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自由主义者，他对市场自发作用的可能后果一直持有怀疑态度，尤其是对金融市场。所以，他也主张通过制度的规范来防范人们的贪婪对市场的破坏，主张采取金融管制措施来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当然，强调企业家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本来也是斯密思想的要义。
再回到对话现场。当那位中国经济学家说了一通人性贪婪从来如此之后，一旁的迈克尔.斯宾塞意味深长地跟了一句：“人性确实无法改变。我们不能将期望寄托在人性改善之上。”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人性无法改变可能意味着放任人性的贪婪，或者以贪婪应对贪婪，将人类置于霍布斯丛林之中。而我更愿意这样来理解斯宾塞——因为人性无法改变，所以需要采取某些措施来防范其泛滥，来抑制其危害。
节目最后，主持人要求每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勉励在场的企业家。斯宾塞说的是，无论你做什么，请考虑你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