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北大法学院五名学者通过特快专递的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建议立法机关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撤销这一条例或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对《条例》进行修改。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官员透露，国务院正在准备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综合《新京报》等)。
对这两则新闻，笔者欣然期待，《条例》为“王”、《物权法》成“无权法”的怪现象在法治社会里是不应该继续存在的。五学者上书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收容制度的废除，唐福珍的自焚是否能促使我们的拆迁制度有一个人性化的转身，我们且拭目以待。
在如何让拆迁制度做到人性化问题上，笔者以为，修改完善《条例》仅仅只是一个起点，一个起步，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为何法律不被信仰？为何暴力执法者受不到应有的惩罚？
当前社会的很多问题，固然和法律法规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大有关系，但另一方面，法律不能被有效地执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更是一个痼疾。解读众多的拆迁悲剧，我们不难看到，拆迁者不仅仅视《物权法》为无物，甚至也根本就不遵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条例》什么时候允许了拆迁者可以靠殴打公民的方式推进拆迁的？换言之，即便我们没有《物权法》，如果拆迁者能严格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办事，大量拆迁悲剧也不至于上演。
这让我们不得不担心，即便《条例》修改得完美无缺，如果执法者根本不遵守，而且在违规之后又得不到应有的惩处，那么，法律完善下的野蛮拆迁和法律不完善下的野蛮拆迁，又有多大的本质区别？不被有效执行的法律仅仅只是一张徒具观赏性的纸而已。
我们不能过于期待《条例》变完善后，某些拆迁就会立刻从野蛮变文明。现在的很多野蛮拆迁根本就不是在钻《条例》的空子，而是他们眼中根本没有任何法律。这个角度看，对野蛮拆迁者而言，他们更需要的是野蛮之后的惩罚，我们必须要提高他们野蛮拆迁的违法成本。欧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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