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忆 母 亲（散文）

     潘永修

母亲离世已够四年了。从老人家去世那一天起，我就打算写篇文章纪念她。可每当我展开稿纸摸起笔来，那巨大的悲痛、强烈的思念像潮水般涌来，使我不能自持。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另一种心情——负疚和自责——又在我心田里滋生蔓延开来，令我惶惑不安。于是我还是要强压住心头的哀痛写下去、写下去……

我们家属于中农，十五亩地一头牛。父亲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中年时得了一种叫“膈疝”的病，又黄又瘦，成天心口疼，一疼起来就趴在床上呻吟不止，什么活儿也不能干，只知道赶集串会，花钱买好吃的。那时，哥上小学，姐姐还小，地里庄稼活全靠亲戚邻居帮忙。赶到农忙时，母亲忙完地里忙家里，做饭、送饭、打水、淘草、喂牲口。天黑了，还要背土垫牲口圈。过度的劳累戕害了她的身体。从我能记事起，母亲就时常腰腿疼，身上没断过又黑又硬的膏药。夜里，我常常被她那痛苦的呻吟惊醒。

在我记忆里，母亲走路都是向左倾斜着身子，仿佛快要摔倒的样子。可母亲从来不拄拐杖，她得从早到晚地做活，没有工夫拄拐杖，一直到老，都没养成拄棍的习惯。

母亲中等身材，脚极小，没有多大力气。但她有一双勤劳的手，这手像男人家一样，骨节粗大，纹络粗糙，手掌有层厚厚的趼子，手背布满着条条青筋。唯有那右手中指戴的铜顶针，表明这是一双女人的手。母亲的手虽粗大，可很灵巧，纺花织布、插花描云都是出类拔萃的。我们小时候的铃铛帽、花兜肚、花枕头，都是出自于母亲手下。因为式样好看，常常被人们借去当样子。母亲有时候也替人家剪裁，只是母亲实在太忙了，人家不好意思再劳累她。

母亲心地善良，很能周济穷人。我家虽不富裕，但毕竟有十几亩地，日子过得没有漏洞。左邻右舍有了难处，都好向我家求助。母亲总是尽其所能，倾箧相助。春天借粮食的，出门借盘缠的，经常不断。有时是这家刚还来，那家就接过去了。有时因为把米面借给人家，自家倒断了顿儿。平常，有讨饭的，母亲总是吩咐我们多拿干粮打发，而且要快，不要叫人家在门口苦等。那时，我家有一条大花狗，一有要饭的上门，母亲就命我们先把狗眼儿捂上，免得狗汪汪起来吓着人家。街上来了说书唱戏的，母亲做饭时都有意多下米多蒸干粮。夜里，还要把我家的车屋腾出来给人家住。母亲很喜欢听戏，不管多么忙，总要挤出点滴时间来去听唱。我童年的许多夜晚都是躺在母亲怀里，听着那嘣哒嘣哒的三弦声朦胧入睡的。

母亲有一副极脆弱的心肠。听书看戏，时常感动得泪流满面。《秦雪梅吊孝》、《陈三两爬堂》这一类哭戏，她不知听过多少遍，可每有唱的，还是要听，边听边流泪。哪家有了丧事，看人家呼天抢地地哭号，母亲就止不住饮泣，那汩汩流淌的泪水并不比孝子少多少。

由于过度劳累，母亲的身体早早就垮了。

一个深秋的傍晚，我放学回家，院里冷清清的，靠门放着一辆自行车。屋里，父亲正陪一位文质彬彬的陌生人喝茶。里间屋里点着灯，母亲倚坐在床上，十几岁的姐姐蹲在床前，握着母亲的手。床前地板上，有一滩褐红闪光的东西，空气中隐隐有一股血腥味儿。凭直觉我断定那一定是血。哪来的血呀？我再看母亲，才发觉气色不对，面色枯黄，嘴唇苍白，嘴角边还沾着一点凝结的血迹。我蓦然记起祖母说过：有一种病叫“血瘀”，大口大口地吐血，直到把全身的血吐完，到死。我的心一把揪上来，浑身打战战，若不是外屋里坐着陌生人，我会一头扑到娘怀里大哭起来。

听说话，外面那人是个不甚高明的乡村医生。父亲问是不是血瘀？医生既不肯定是，也不完全否认，只是唔唔哝哝说了几句“不当紧”，开了一剂药就去了。

那晚上我们都没吃饭，姐姐哭，我也哭，奶奶和父亲发愁。那年我才八岁，在我眼里只有母爱。若是没有了娘，我连一时一刻也不能活，干脆一头碰死了事。这便是我幼小心灵里埋下的第一个创伤。

后来经诊断，母亲得的是肺气管扩张，也是劳累所致。经多方医治，母亲的身体又慢慢恢复过来，又担起了繁重的家务。不过，时常会犯。打那以后，我们姊妹都变得勤快了。姐姐为了替母亲分担家务，毅然从第五册上退了学。我也不再那么淘气了。一九五六年，哥哥高小毕业，本来可以升入中学的（他一直是班里的高才生），也是因为家里没人做活，放弃了升学考试。回乡后正赶上成立农业合作社，我家向社里投资了十五亩地两头牛一辆车，我哥在社里当了会计，父亲那年身体稍好些，也在社里担了一点职务。爷儿俩经常向母亲灌输激进思想。我们家很快就成了激进之家。五八年成立大伙房时，我家把新粮陈粮一齐上缴，一个粮粒儿不剩。事后母亲说：一辈子就这一次，她完全听从了别人，放弃自己的主见。结果，教训也是惨痛的。五九到六一年三年间，我家相继失去了亲祖母、大姑母、父亲三位亲人。母亲自己也一度染上了水肿病。

在这以后，哥哥参军，姐姐出嫁，我也从小学升入县一中。经历了大饥荒之后的农村经济，正在一步步复苏好转，没承想，六六年又来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在一中“造反”的我，时常隔两三个月不回家，风云变幻，三派鼎立，文攻武卫，拚杀恶斗，恐怖谣言像伤寒菌一样四下传播。祖母（义祖母）、母亲二老在家，孤苦无靠，惶惶然不可终日。每天只是眼巴巴地向村外大道上望呵望呵，望眼欲穿。

一天下午，我回家。母亲正在南屋里捶豆，挣扎着想起来，我不让。她抬头望我，因是逆光，额首紧蹙，眯着眼。两三个月不见，母亲添了好多华发，脸也瘦削了，皮肤松弛，凭添了许多皱纹，眼里布满了红丝。我感到鼻子发酸，喉咙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母亲也一时语塞，低了头，重又捶豆。黄的豆粒儿崩出来，清的泪水滴下去，啪哒，啪哒，把手背都打湿了。

过了好一阵，母亲小声问我：“又胡斗了吗？”母亲不懂“武斗”，只会说“胡斗”。

“……没有。”我嗫嚅半天，挤出两个字。其实，我上午刚刚卷入了一场邂逅战，砖头瓦块嗖嗖乱飞，而且我脑袋上着着实实挨了一下，到那时还隐隐作痛呢！

“不要跟人家胡斗了，安安生生上学多好。唉，谁兴这咋哎！你哥在部队上，你姐不在跟前，就数你小，你又一心迷在这上头，……我成天把心提溜着……”娘忍不住哽咽起来。

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母亲悄悄地在早先供奉神龛的地方（神龛早被掠去付之一炬了），铺上蒲团，双膝跪下，嘴里念念叨叨，足足为我祈祷了半个时辰。

第二天，神灵终于没能阻止我进城，重新卷入战斗营垒，接着一次次武斗，“誓死捍卫”，“坚决摧毁”，钢枪，土炮……最后当我死里遗生，再次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可恶的结核菌已经在我右肺中安营扎寨了。自此，母亲又成天为我煎药，做饭，加强营养。此波未平，彼波又起，在“六Ο五七”部队的哥哥由全军“支左模范”一下子降为“五一六分子”，解甲归田不说，又强行专案审查。母亲只知大自然的风暴能刮折庄稼，却不知道政治风云竟会如此险恶。这一个接一个的灾难，我真不知道母亲是如何承受的？那漫漫的长夜，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

“老人都是过的孩子的日子！”这是母亲晚年的一句口头禅。

母亲先后为哥嫂拉扯了五个孩子，又为看护我的两个孩子耗尽了心血，渐渐地衰老了。眼花、耳聋、牙齿脱落、脑子迟钝、说话也絮叨了。早年的腰腿疼更加重了，走路趔趔趄趄。她自己常说：“人老了，不中用了！”“人老了，不长好了！”

我和爱人都是七一年进城工作的，所谓贫下中“工”，两人工资合起来不到半百，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我们的原则是吃粗吃饱，有点精细的，先顾小的，再疼老的。其实，真正到老人嘴里的，已寥寥无几。所谓孝敬只不过是多照料孩子，多刷碗洗衣，尽可能分担母亲的劳累而已。那时我只想：过几年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到那时在再好好孝敬母亲。

我们爱看电影，每次都用自行车带母亲去，“物质不足精神补”。可母亲并不喜看，她说：“有啥看的，一个一个大白脸，又听不清说啥。”母亲爱听戏，但又看不惯方海珍、江水英。她老想看秦香连、陈三两，可那时又不兴。后来一旦兴了，她老人家却又……

七八年，母亲正好七十三岁，是个很不吉利的年头。俗称“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来去。”一天清晨，母亲叫我到她床前：“你摸摸，我这儿有个疙瘩儿。”说得很轻松，就好像说“有点骚痒”一样简单。要真是有点儿骚痒就好了。不，那是一个肿块，在腹部下方，已有鸡卵那么大，形状不规则，发硬。我即日拉她去医院，她在车上老是埋怨说：“我就是说说，看把你张狂的！”

化验，透视，几方会诊，怀疑是卵巢癌。

“什么？癌？”——不，不会，绝不会。母亲至少还要活十五年。在这之前，她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兵荒马乱的岁月，土匪地痞的威胁（父亲就曾被土匪绑过票），她担惊受怕，养老抚幼，遭苦巴难，含辛茹苦。现在好容易熬过来了，她老人家满可以度一个幸福晚年的，怎么会得癌呢？

我们兄弟俩护送母亲去济南确诊，不，应该说是去“排除”。坐在汽车里，我们有意避开正题不谈，像无事一样又说又笑。母亲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走三十米宽的大马路，第一次看十几层高楼，第一次领会天地之广阔，生活之美好，也第一次在省肿瘤医院得到权威性的结论：“卵巢癌，已近晚期。”

我精神防御的最后一道堤坝一下崩溃了。我瞠目结舌。我想揍那医师，一拳头过去，揍他个人仰马翻。

在小病小恙面前，医生是仁慈的；而在不治之症面前，医生是无情的冷酷的残忍的，他见死不救。

“大夫，能否开刀切除？”

“不能，开刀影响大动脉。”

“能不能用放射治疗？”

“不行，人老了，支撑不了。”

“那么，你说怎么办？还有好法吗？大夫同志，求求您！”

“没有，回去服药，保守治疗。”

“大夫，您说，她……还能活多久？”

“少则四个月，多则十个月。”

……我们怔怔地出来，像作梦一样。我觉得天昏地暗，整个医院大楼都在倾斜、摇晃。

我本来是泛神论者，这一下子成了无神论者。什么“天地良心”、“恶善报应”，统统是假的，一切都是骗人！

在死亡面前，一切都束手无策！

于是，我们苦中作乐，带母亲去看趵突泉、大明湖、金牛公园。

我们走进豪华的汇泉饭店，“娘，你看看，想吃啥？”

“哟哟，”母亲笑得合不拢嘴，“吃啥呢？啥贱，就吃点啥吧！”

“看你！”我鼻子一酸，直想哭。

哥哥端了一盘新出锅的小笼蒸包，娘用筷子夹了一个，咬了一口，嚼得很仔细，咽得很认真。

“二儿，医生说我咋样？”娘忽然问我。

我强作镇静，说：“没事，有点发炎，回去吃吃药，就好了！……”再多说一字，就得哭出声来。

“嗐，这大城市也看啦，啥好东西都吃啦，死了也不亏啦！哈哈……”母亲笑得那么开朗、那么坦然、那么无牵无挂。

为了让母亲一辈子也能坐上一次火车，回返时，我们特意乘火车绕道济宁。

回到家里，众多亲戚来探望她。

我是最不愿意叫人怜悯的。我故意不把实情告诉别人。我心里也的确存有一丝的侥幸：兴许是医生诊断失误。谁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那时我只希望所经的大夫都是低能之辈，是笨蛋、白痴才好。

当时有一种抗肿瘤药，价格昂贵，连服两个月，肿块有所缩小，但白血球也大量降低，遵照医嘱必须立即停药。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催我买药，我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托人捎因没带挂号证没有捎来；二因为这种药杀伤白血球太厉害，

我不主张用；三是药价昂贵，对我一个债台高筑的三级工来说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呵，我太卑鄙、太吝啬了！我这个可耻的不孝之子！至今想起来，都是一个莫大的缺憾和羞耻，在我心灵深处永远也洗刷不掉。

这年冬天，母亲在乡下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七九年四月又拉到城里来。五月中旬突然发病，最初作痢疾治，后来发现卵巢癌已有广泛转移，又立即治癌，注射氟脲嘧啶。两个礼拜后，药物扼制了癌体，也严重挫伤了身体元气。母亲不吃不喝，整日处于半睡眠状态，生命危在旦夕。我一面向远在新疆边陲的姐姐发急电，一面决定停止抗癌药。五天后，姐姐仓促赶来，母女相见抱头痛哭。停药后，母亲身体稍有好转，又能下床挪动了，便决定回到乡下去。

然而，祸不单行，姐夫锯大木发生事故，胯部粉碎性骨折，急需姐姐返疆护理。刚刚团聚的母女又洒泪而别。那时，姐姐还抱有幻想：也许母亲能持续好起来。可我明知，此一别必是永诀了。

身都不能了。再继续注射氟脲嘧啶显然是不妥的。

   十月十一日傍晚，我从工作队回家，站在母亲床前，母亲竟认不出是自己儿子。那时我心中异常沉痛。

夜里，我侍候在床前，实在熬不过时，就打个盹。母亲要用便盆了，为了不惊动我，自己伸手去取便盆。朦胧中我看到母亲那想做而又力不胜任的痛苦模样，我不由一阵心酸。

十二日晨，母亲听说我又带来了小包，强打精神吃了一点。打那，母亲再也不吃东西。十二至十五日，持续发高烧，打针也退不下。每天只喝一点水和炼乳。

最后几天，肿块疼痛难忍。再加几处褥疮。但母亲从没大声呻吟过。问她疼不疼，母亲怕我们心里难过，总是说：“有一点点。”并尽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她都是用手紧压着那肿块，以减轻痛苦。娘呵，为了忍受剧痛，您付出了多大的毅力呀！

十八日凌晨，开始有痰。母亲自知不好，特嘱咐我们两句：一、穷儿不发富丧；二、兄弟之间和睦相处。

十九日，本是我三十岁生日。母亲抚摸着我的手，断断续续说：“……不是你八岁那年了……你们都成人了，我死了也放心了……”我深深依恋着母亲，止不住潸然泪下。

二十日喂炼乳时，母亲已咽不下，呼吸急促，时常有痰。下午五时，我们兄弟俩帮她翻身，只听母亲“哎哟”一声，哥问：“是哪里疼？”母亲已回答不出。气脉微弱，手指发凉。我和哥各握母亲一只手，母亲睁开眼，左右审视我们。那眼神是奇特而复杂的：诀别、依恋、难分难舍，既有乞求和哀怜，又有鼓励和信赖。就像我小的时候，母亲临出门反复嘱咐我时那样。最后把眼帘合上，脉搏越来越弱，吸气和呼气的间隔越来越长。每呼吸四五次就要停顿一下。停顿的次数越来越频繁，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最后，深吸了一次，过四五秒钟，才呼出来。自此，母亲停止了呼吸……

娘呵，您到哪里去了？从今往后，我再也见不到您了，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了，再也不能偎依在您的身边，聆听您的絮语和教诲了！娘呵，您一辈子都是把好处留给别人，而把痛苦全由自己承担。您一辈子要求于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甚多。对人家是这样，对自己儿女也是这样。您操劳一辈子，受苦巴难一辈子，连一天清福也没享，就匆匆离开了我们！

娘，原谅我吧，我没有尽到儿子的孝心。我没能为排除您的病痛尽我最大的努力，您给予我的母爱，我连万分之一都没有报答，我还愿侍候您五年、十年……而您，总不愿拖累我们，匆匆地去了，去了！我将用什么来报答您呢？

我真希望有天堂，有来世，今生今世没有报答的恩情，在来生来世可以得到补偿。然而，却不能。我只得为此抱憾终生了。

谨书此文，以志哀。

                     (1983年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