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中华民族古老的姓氏之一，刘姓源出于仁爱之君帝尧的嫡宗后裔，具有光荣而高贵的血统。刘姓最古老的发源地,在今河北省唐县,在远古洪流时代,刘姓以高扬的巨斧—“刘”为图腾,是杀伐征服、拥有强大力量和权势的象征；中华民族以“龙”为图腾，而刘姓正是具有非凡才能的御龙家族；刘姓人口占中国大陆总人口的5.4%，在几千年的刻意培养、反复强调和不断灌输中，刘姓家庭的宗族思想文化从“御龙精神”、“三祖遗训”再到明初刘伯温的《传家宝》，逐步形成了具有王者风范的刘姓文化，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教育和道德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而深远的贡献和影响。
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中，各姓家风和宗法文化在同一姓氏各个支系共同认知的前提下，经过千百年历代祖先的传承、强化和培养逐渐形成，它不仅是这个姓氏宗族的专有传统，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刘姓王者风范、王者之风宗族传统和特点的形成，经考证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刘姓始祖刘累的御龙精神，二是刘邦与汉皇朝的王者气度和风范。
刘累是刘姓中第一个见于经典记载的著名人物，被刘氏家族公认为始祖。据《左传·公二十元年》记载：“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从中可以看出，刘姓是帝尧的嫡宗后裔，具有光荣、高贵和显耀的血统。又据《清源留氏族谱》记载：刘累出生时就很奇特，他的两个手掌中各有两个特殊的文饰，字形分别是“卯在田上，系在田下”，组合起来就是“留累”。他的家人认为这种胎记是上天的某种预兆，是吉祥瑞兆的象征，于是就给这位新生的圣婴取名为“刘累”，刘姓也因此产生。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领域，人们普遍认为在所有的动物中，龙是最神秘莫测、人类最给以征服的动物。春秋以前，古人有“虫莫知于龙”的观念，人们把龙看成是动物界的代表，是动物中的神。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充满了对龙的崇拜，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民族”，中国人称为“龙的传人”。就连古代帝王的一切也都被深深地打上了龙的印记，如龙袍、龙颜、龙子龙孙、真龙天子等。可以说，龙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古代帝王的象征。
龙做为万物之灵，变幻莫测，见首不见尾，一般人自然难以征服。刘累所出生的刘氏族是原始时期一支崇拜刘斧，善于运用斧的部族，喻含着征服和杀伐的意思。“累”字本义是一种绳索，可以引申为拘系，捆绑的意思。所以“刘累”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一手执剑，一手执绳，要去征服、驯服的意思。刘累降生时手纹上的特殊兆示，使部族普遍认为刘累必定担负着某种神圣的使命。于是在刘累年轻的时候，他远离家乡，到当时的豢龙氏族—视融集团那里去学习驯服、驯养龙的本领，由于天资聪颖，刘累很快就学有所成，成为当时中原部落中小有名气的驯龙高手，并被夏王国君孔甲聘到宫中，任命为驯龙官，专门负责养龙驯龙，并赐给他“御龙氏”的姓氏。刘姓宗室对于祖先的这一历史无不引为自豪，很多刘姓都以“御龙堂”做为自己的堂号，并在族谱上大书“御龙精神”，借以展现刘姓的英勇无畏的气概和王者风范。
御龙精神实质上是一种敢于征服、无所畏惧的精神。刘氏家族经历代祖先反复强调灌输和言传身教，逐渐形成了刘姓的宗族精神。在整个中华民族最初形成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刘姓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10个汉家王朝。从公元前3世纪刘邦建立西汉（公元前101年—公元23年）王朝开始，刘秀建立了东汉（公元25—公元220年），刘备建立了蜀汉（公元221—公元263年），魏晋时期刘渊建立了北汉（308—318），刘翟建立了前赵（304—329），刘屈子建立了夏国，南朝刘裕建立了宋（420—479），王代时刘知远建立了后汉（947—951），刘龚在岭南建立了南汉（917—964），刘 建立了北汉（957—979）。刘姓建立的这些王朝大多以“汉”为国名，对强化形成统一的汉字、汉语、汉人、汉民族、汉文化，刘姓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在刘姓建立的十个王朝中，对刘姓王者风范和王者之风起着重要传承作用的关键人物是西汉刘邦、东汉刘秀和蜀汉刘备。他们的主要思想后来被刘姓归结为“三祖遗训”，它不仅是刘氏宗族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结晶。
刘邦少时即有大志，当年当他还是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之类）时，看到秦始皇出巡时的盛大场面，就脱口而出道出了自己的报负和志向：“大丈夫当若此尔！”，这句蕴含无比伟大英雄气概的语言赫然显示了刘姓那种气吞山河的王者气度和风范。另外，他还做《大风歌》一首：“大风起兮云飞场，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如果刘邦始见秦始皇时所说的那句话还仅是他的一个远大理想的话，这首《大风歌》则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他渴求坚士猛将，建立王道霸业的王者思想。刘邦建立西汉，创造了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高潮。西汉高祖刘邦当年在和大臣们一起讨论、分析自己战胜项羽，夺取天下江山的原因时曾经不无得意地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发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而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这段在后来被称为汉高祖遗训的名言，在《史记》和《汉书》中均可找到记载。
刘秀是东汉王朝的创建者，史称东汉光武帝，他曾非常务实地指出：舍今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而谋近者逸而有终。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它提倡脚踏实地、知足常乐的人生哲学，反对好高骛远，主要选择立足本国作为施展身手的主要战场和人生舞台，重在修养内求，不注重对外拓展。受其影响，后来的刘姓对外开拓精神稍显不足。
蜀汉昭烈帝刘备的遗训则是更加注重是非善恶的分野，他提出一套完善的善恶是非标准，勉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善惟德；可以服人。对这句千古名言，刘备则是身体力行，他在三国历史舞台上以“仁爱之君”著称，倍受人民喜爱和拥戴，他所确立的是非善恶取舍和个人行为标准，也普遍为刘姓和整个中华民族所接受。
明代开国功臣、万代军师刘伯温，在御龙精神、先祖遗训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将这种王者精神发扬光大，他用文言韵文的形式写成了万世流传的《传家宝》一文，内容涉及个人修身立业、家庭教育、道德规范等，涵盖几乎人生的各个方面，简直就是一部完善的中国人的做人指南，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刘氏家族的共同认同和遵守，是思想道德和内容境界堪于朱熹的《治家格言》相媲美。
从御龙精神，三祖遗训，到刘伯温的传家宝，刘姓文化一脉相承，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王者风范是刘姓宗族文化的主要特征。从刘累的“御龙精神”，到刘邦、刘秀、刘备的“三祖遗训”，进而到明代刘基写成万世流传的“传家宝”，经过刘姓历代祖先的反复强调和灌输，刘姓宗族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王者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王者不专一业，而应把握全局、控制全盘，王者不能将兵，确能将将；王者不事家人生产，却能赢得天下以为产业。一句庆：王者精神就是善于用人、勇于干大事，不拘细节小节的精神。其实历史上帝对刘姓是相当垂青的，它把奠定中华文明基础的重担几乎都交给了刘姓来完成。就像人们谈论两文明言必称希腊、罗马一样，世人一担到中华文明，几乎都要言必称刘汉李唐，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汉唐盛世才是中华文明的典范。刘姓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对整个中华民族一直怀有深厚的刘姓情结和汉帝国情结，刘姓建立的各个国家，不论大小，几乎都以“汉”来命名，并自觉地把本姓本族和整个中华文明主动结合起来，坚定地充当，中华文明的守护者、捍卫者和保卫者，对它极尽爱惜、爱护、保护和守卫，恪尽职守，永不退缩，勇于担负责任。特别是每当中华民族受到异族的侵略或者当王朝面临分裂的历史关键时刻，刘姓都会以汉民族、汉文化保护者的身份挺身而出，抗击侵略、保卫祖国，捍卫主权、防止分裂，争做中流砥柱和民族脊梁。如刘奇、刘韦、刘宗固，如刘永福、刘铭传、刘步蟾，如刘湘、刘少奇、刘伯承，他们或为国捐躯、或杀身成仁、或全家为国，谱写了刘姓历史上甚至中国历史上至为精彩的乐章。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相继收回香港、澳门，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国家有意为之，两位驻港澳的首任军事统帅都是刘姓人物，用刘姓统帅坐镇港澳，象征中国主权和汉民族重新收回了港澳之权。相反，在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中，刘姓叛徒、判逆者却极为少见。这都是刘姓文化特征的突出表现。
二、刘姓宗族文化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国家意识极为强烈。在整个刘姓宗族文化当中，刘姓的家庭主义、宗教意识较为淡薄，相反，国家意识和以国为家的意识却是极为强烈，王者之风和御龙精神，赋予刘姓文化以爱国、敬业、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把国家看成是实现自己理想和政治报负的舞台，通过爱国、治理国家、为国家服务和为国家奋斗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刘姓宗族文化的第三个特征是政治人才多、专业人才少。受御龙精神、刘邦王者之风的影响，刘姓成员在择业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从政，而相对忽略了对其他专业的学习和选择，其结果是，刘姓政治人才在历史上燦若群星，在文学、艺术、科学、学术、文化上，虽然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但基本上没有超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和思想家。如在诗歌上最著名的刘禹锡，比不了同时代的李白、杜甫；在思想政治上，《淮南子》的作者刘安比较突出，但与孔子、老庄、程朱、陆王相比，也显逊风骚；在史学上，刘知己、刘启比较出名，但与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相比，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四、刘姓宗族文化的第四个特征是人生取向注重内敛和自我发展，守成有余，拓展不足。受刘秀遗训影响，具有王者之风的刘秀成员，主要选择在本国作为施展身手和实现人生目标的重要战场和舞台，以国为家，把家当国，是刘姓追求实现人生目标的一种显著选择，所以刘姓重本，重内求，有其所有，不奢求他处，所以刘姓成员在海外创业有成的人也不甚突出。
总之，刘姓宗族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御龙精神、王者之风和爱国守家、重人伦、重孝道、睦四邻、以天下为己任、是非善恶分明，对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奠基和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