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正在被两伙绑匪所绑架，一伙是“资本”，另一伙就是“政治”。参加气候大会的要么是资本的代言人，要么就是政客。两伙不是一伙，因为肉票就那么一个，总的可能赎金也就那么多，所以两伙绑匪之间也有利益冲突。资本绑匪本身希望将气候问题演绎成一个新的虚拟资本载体，但是，政治绑匪更关心能从气候问题中捞到多少政治资本。“泄密门”表明，此间科学已经被靠边站了，“气候变暖”早已经不是一个气象科学问题了，也早已经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问题了。
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地球上独享一个小气候，所以气候问题是一个全人类的公众问题，公的问题就要用公的办法来解决，而不是用私的办法去应对。什么是私的办法？就是市场的方法。市场就是处理纷杂私欲的好方法，市场机制的制度基础就是私有制，把私有制奉为神圣的人们不可能用私有的心态去解决公众问题的。这一点就决定了“资本”绑匪希望将环境问题市场化的企图先天不足，迟早要化为泡影。
《水世界》《后天》《2012》等电影描写的场景都让人对生态灾难感到恐惧，但是，“政治”与“资本”对此的态度早已是非常的明晰——“我身后哪怕它洪水滔天”，政治
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减排计划非常不满，理由之一就是环境的现状是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累积效果，发达国家理应对环境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就是说应该对既往的过错买单。这就涉及到在讨论所有制问题时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语——原罪。
但是，这种原罪谴责遭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强烈抵抗，美国代表就在会议上公开说，我们承认过去的排放历史，但是不认为有罪，也不会为之愧疚和道歉。
因为不承认原罪，因此也就不存在赎罪问题，美国代表会上公开声明：不会有任何公共资金被用于中国的减排。
尽管有人不断从不同的角度论证私有制的原罪，但是，基于私有制的经济发展从来都不考虑原罪问题，“原罪”早就被用另一个词语——禀赋——所替代从而使之合理化。从国内到国际，总有人企图重新定义“企业”这个词语，试图将之乌托邦化为“承担并行使社会责任的工具”。此间企业家的代表也到会上慷慨陈词，俨然以社会活动家的角色而不是一个逐利者的面庞示众，扮演着社会责任的肩负者。
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都在据“理”力争，但是各自的“理”都是片面之理，都充满着自相矛盾。碳排放究竟是不是人类对自然界的一种犯罪？如果不是，对欧美发达国家来说，当然不必要对历史的行为负责，也就不接受惩罚，那么何必又要强求他人现在不能从事同样的行为？难道你和尚做得他人就做不得？怎么能让他人“被减排”呢？
如果碳排放是罪，那么过去破坏自然有罪，现在也有罪，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当然有权力要求发达国家对以往的排放历史承担责任并积极赎罪，但是自己又为何还要继续从事这种被自己谴责为罪行、要求他人赎罪的行为而不接受强制减排呢？岂不等于赋予了自己现在继续犯罪的权利？怎么去证明一个不可测量、不可报告、不可核查的减排就是真正的减排？难道法律凭嫌疑人自己“三不可“的声明来认定他无罪？既然不接受“三可”，何必说减排百分之四十多，直接说减排百分之八九十不也可以嘛。
一个人过去在自然饭店吃了饭到现在都不愿意买单，另一个人自己现在进入自然饭店去吃饭要那个人用欠债替自己买单。看来，各方都把圣人之训抛在了一边，忘记了冤有头债有主，都在做着“己所不欲”却要强施于人的事情。
美国自己不愿意对历史作出补偿，但在另一个领域里，美国却要求他人承担历史责任，这个领域就是中美贸易。中美贸易的历史是中国对美贸易具有巨大的顺差，但这个顺差是在历史上中美自愿贸易当中形成的，即便是强行解释成为中国对此历史事实有责任，按照美国人在气候会议上采用的逻辑，就不应该强行要求人民币升值，强行要求中国扩大进口自己不需要的物品。同样，即便是中国承认以往的贸易不是美国自愿从事而是被一个弱者强迫进行的交易，中国也可以用“不认为有罪，不会愧疚不会道歉”来回应。
一个逻辑可以正反两方面来使用，这就是典型的“政治嘴脸”。
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减排，原因就是担心由此限制了已经陷入危机的经济的复苏速度。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也不愿意承担更多的减排，原因同样是担忧经济陷入倒退。在这方面各个国家的种种谈判理由虽然针锋相对，但却都表明了一个共同的、基本的认识，即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而且已经显示出陷入了鱼和熊掌的两难选择。
资本先生想直接藉此发展出另一个灾害经济产业，而各个以发展经济为己任的政府也在努力地争取自己国家发展经济的机会，全都是南辕北辙，在经济与环境不可兼得的认识之下，没有一个愿意放弃与“环境”有矛盾的“经济”。所以，哥本哈根会议名之曰“气候大会”，实质就是“经济大会”。
经济活动就是一个攫取价值的过程，是一个趋利的过程，但人类面对的是取自自然界的“利”，然而，自然界本身是价值中性的，利害相随，有一利必有一害，攫取的所谓的利越大，同时产生的害也越大。根据“价值中性论”的理论，哥本哈根会议要想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两全其美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与会者可以说全都是“人定胜天论”者，发誓要导演一出“人定胜天”“拯救人类”的悲情剧。但是，人定胜天的理念早已被否认了。人类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种生物，科学常识告诉人类，生物的生存法则是“适者生存”，而不是“胜者生存”。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存在下去，只有做一个“适者”，就要节欲，要尽量少地向自然索取。但是，人类的贪婪天性再次爆发，无论已经富有的还是将要富有的，都已经态度明确地对节欲说了NO。
现在不论是发达的还是发展的，都一样幼稚天真地希望人定胜天。不同的是，对这个“人定胜天”的“人”的界定是有区别的，都希望是自己的“人”，而不是他国的“人”。
气候变暖真的是人类末日需要拯救吗？我们几千年来都在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我们将这个基本问题归结为一个词——温饱。冬日来临了，我们把厚厚的衣服很不情愿地穿在身上，在要温度还是要风度之间困惑着，但最终还是风度屈服于温度，说明人类在温度与风度的偏好选择上还是偏好于“温”。寒冬里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同寒冷做斗争。
“温暖”一直是一个让人们充满期待的状态，当人们听到一句同情的话语的时候，连“心”也会感到“温暖”。在气候大会上中国支持非洲国家的立场，想必非洲代表的心中感到的也是一丝“温暖”。但现在，“温室气体让气候变暖”却使得“温暖”一词竟然开始有了让人恐惧的涵义了。
“道者反其动”，任何事情都在向自己的反面发展。气候变暖了，我们就不再为“温”的问题发愁了，地处寒冷地区的人们每年巨大的取暖费用就可以省下来了。我们祖祖辈辈希望的“四季如春”的好气候也许就要来临了。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不仅仅可以导致我们几千年来所希望的“温”的效果，同时还顺便可以解决“饱”的问题，因为农作物生长是要吸收二氧化碳的，把植物放在一个缺乏二氧化碳的环境当中是对植物的扼杀。气温的增高也有利于植物生长，温热带地区比寒冷地带的植物要茂盛得多，谷物产量会因此而增加，这就是生物学的证明。所以，人类排放二氧化碳其实对解决千年难题——温饱——来说是个一石两鸟的举措。等气侯变暖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不用大量燃烧碳能源取暖，暖气可以不用了，空调可以不用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自然就可以减少了。
人类谈“低碳”或许有点滑稽。人本身就是一个“碳装置”。人体百分之五十六的干重是碳，这个含量从人类诞生起就没有什么变化，每个“碳装置”每天都在不断地燃烧着含碳的有机物排放着所谓的温室气体以从中获取自身活动的能量。
在“资本”眼中，气候问题早就不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巨大的契机，不仅仅演绎出了“碳交易”制度，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机遇，甚至对气候灾害的炒作本身就足以催生一个围绕碳排放的“灾害经济”了。
气候状态是一个事实判断，这个状态好不好只是人类自己的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并不能决定价值判断。自然界本身其实永远都是价值中性的，无所谓平衡失衡问题，即便是人类可劲儿地碳排放，自然界也有其解决之道，比如一个不难（但不愿意）为我们人类所能想到的办法——用彻底消灭破坏者的办法使得破坏被强行中止。我们人类就在自身这个小环境当中应用着这种办法：当病毒病菌入侵并泛滥的时候，我们就用某种方法去彻底消灭它们。
对这场人定胜天的誓师大会抱有希望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哥本哈根会议从一开始就充满火药味，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刺刀见红，至今还在激烈争吵进行时中，甚至77国集团放出话来要退出大会。发展中国家希望籍《京都议定书》让发达国家偿还环境债，而发达国家希望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让发展中国家购买加人到排放者队伍中的入队费。现在，离闭会只有十几个小时了，最终能否达成什么实质性协议也凶多吉少。但是，即便是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不过是暂时的妥协与平衡，不过又是一个新的《京都议定书》，既然《京都议定书》艰难达成都有被抛弃的这一天，还有什么新的协议公约会被永远执行而保证不会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