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研韬：中国怎么了？
——《回首2009》第一章（序）
天文学家说，2008年是本世纪时间最长的一年。这漫长的一年竟成为中国发展史的里程碑。有网友说，2008年是中国志愿者的蝶变元年。互联网大亨说，2008年是中国SNS的整合年。经济界高官称，2008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关键年。美国《新闻周刊》则干脆说，2008年是中国年！
2009年呢？
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是否有效？国内经济危机何时触底反弹？公民权益是否得到制度性保障？南海火药桶会否引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如何提升？老百姓翘首以待的医疗改革何时见效？饱受诟病的教育、铁路会否跟进？
就在世界格局急剧变化、中国面临重大挑战和绝好机遇之际，很多中国人却感到不高兴。一本《中国人不高兴》让包括作者在内的很多中国人很高兴，同时也让很多中国人很不高兴。中国到底怎么了?
怎么让中国人高兴？从根本上说，科学地理解科学发展观是关键。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精辟之极。但如何理解？如何贯彻？
贯彻科学发展观，就必须警惕那些打着科学发展观旗号、违背科学发展的伪科学观，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发对那些戕害国家前途和公民利益的伪爱国主义，就必须大力提倡科学爱国主义。
2009年，中国本该正视政府、资本和公民之间的三角关系，本该把保障公民权益、限制公权力提高到攸关政党存亡、社会稳定的应有高度。
在随后两章中，我将简要概括让中国人不高兴的内因和外因，并简述中共当局的应对措施。当然，这完全出于我个人的专业兴趣，概括并不完整全面。我深知这样做的危险，我会被贴上五花八门的标签，受到鼓励或批判。所以我必须首先阐述自己的立场。一如既往，我将努力保持客观中立，忠实于自己的学术良知，无愧于“农民的儿子”。
有学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维持现行制度要比重构社会制度成本要低得多。就中国新闻制度而言，我既提倡全面改革新闻制度，同时又主张，新闻制度改革要逐步推进，最终目的是保障媒体与环境在相互监督中达致平衡，让政府与媒体在和谐互动中实现共赢。在政治改革方面，我既反对原地踏步和变相倒退，同时又反对激进、冒进。总之，我相信“增量民主”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选择。
传播学上说，对于任何一个文本，都存在“理想式解读”“对抗性解读”和“协商式解读”三种可能。受众选择何种解读方式，主要取决于其既有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从单纯的政治学角度，“多元主义”是有效的法宝。
过去，某些西方人士认为，我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而某些中国官员却认为，我是不可信赖的自由主义者。在极端左倾主义者看来，我是右倾主义者，而在极端右倾主义者眼里，我又成了左倾主义者。在某些既得利益者看来，我对社会、对时局的分析判断过于悲观、灰暗，而在某些“独立”人士眼中，我对时局、对社会的分析判断又过于光亮、乐观了。
其实，我还是我，立场和观点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观察我的人变了。换句话说，“他我”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本我”的变化。只有暂时抛弃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多读一些我关于不同议题的文章，才有可能真正了解我的思想状态。是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人、对事，概莫能外。遗憾的是，在当今浮躁的年代，很多人已经失去了这种耐心，往往只凭着只言片语妄下结论。
在此还必须说明，我分析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时，是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的。我相信，任何实事求是的人也都会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只有承认问题的存在，才有希望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完善我们的制度。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就上纲上线地否定一切。同时，我们也不能借口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就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
坦率地讲出这些问题，丢弃过去遮遮掩掩、欺上瞒下的臭毛病，诚恳地问计于民，才能实现“上下同意”，才有希望建成我们梦寐以求的“和谐社会”。人民群众高昂的政治参与热情，广大网民针砭时弊、献计献策的踊跃表现，让我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对此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