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讲座：《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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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讲座：《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

 

12月18日19:00-21:00晚上在北大二教301作《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的讲座。感谢安替(@mranti）同学在Twitter上的直播，感谢淡雪（@jeanyim）同学顺手整理的google docs，现将其公布在我的博客上，为了如淡雪所说，“能够通过网络，把一场好的讲座分享给在场听众以外的人，一来是增加讲座的价值，二来也是一种新媒体实验。”我对安替的一处笔误作了一点小订正。

 

北大胡泳教授正在演讲《谣言作为社会抗议手段》。他指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古代，当在出现文字之前，口传媒介是社会唯一交流渠道，而谣言（流言）长久以来就和负面消极的意义联系起来。而现代对谣言研究源自二战，当局担心谣言导致腐蚀士气，谣言控制的想法也孕育而生。

 

胡泳教授指出，很多美国对谣言的传统研究例如纳普（应为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泳注）《谣言心理学》集中于对谣言的对信息的扭曲的研究，但这种研究是有问题的，因为在现实中，很多谣言的传递也可能保持了正确的信息。

 

胡泳教授指出，谣言（rumor）不是八卦（gossip），它具有公共性。另外，很多学者有错误定义：谣言=虚假的信息，这样就等于认为所有信谣和传谣之人是不理智和反常的，这样的认识几乎成为主流话语，但这无法解释那些事后证明为真实的谣言的传播原因。

 

胡泳介绍：涩谷保主张，谣言是社会群体解决问题的工具形式，是社会过程中的必要部分，让人们得以面对生命中的种种不确定，是一种“集体交易”之后产生的“即兴新闻”，是一群人的智慧结果，以求对事件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谣言总是在不断建构之中，是社会达成一致的过程。

 

胡泳介绍，涩谷保把新闻和谣言并列，因为主流渠道新闻也不一定是客观和真实的，当社会对新闻的需求大于主流渠道的时候，谣言渠道就产生了。在中央极权社会，制度渠道控制信息散播，人们普遍寻求辅助渠道（谣言）获取信息。这样谣言无论从意图还是结果，都有颠覆性。

 

胡泳指出，谣言在某些激烈的情景下，还可能是理性人的联合行动，是作为弱者的武器加以利用，是没有财力和资源的人的另类社会资源利用手段之一，其他手段还包括游行、静坐、罢工等等。谣言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成为“反权力”——反对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社会不平等。

 

胡泳指出，谣言并不一定是“虚假”的，它必定是非官方的。在中国，谣言是被妖魔化的，群众一定是不明真相，官方借此霸占信息传播权威性。但谣言是对发言权力的自发争夺，令我们可以质疑当局，“谁有权对什么事发言”。中国学者往往为官方信息垄断做了学术背书。

 

胡泳教授指出，中国学术界对谣言的研究引进了“动机”，谣言成为捏造、挑拨和诽谤，让官方形成一套义正辞严的话语，“情绪都是煽动的，真相都是不明的，群众都是一小撮的”，在未经详细调查和有意遮蔽事实的情况下，为事件先行定性，用公权力维护“公共秩序”。

 

胡泳认为，动辄用法律手段以维护所谓公共秩序来对待“谣言”，造成大量的荒谬案例，甚至很多传递和自身生命安全相关的谣言都当作恶意造谣，是对法律的严重滥用，也是中国学者错误理论的恶果之一。公众有权质疑批驳任何报道和政府公告的真实性。

 

胡泳教授在分析新媒体事件谣言传播案例时候，认为如果主流媒体和官方发言在突发事件和群体事件中试图掩盖和操纵信息，谣言的生长最为激烈。官方只能通过努力减弱谣言作用，但无法根除。官方渠道新闻和社会自发谣言，会长期共存。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更像古老的口传媒介方式，谣言得以复兴。

 

胡泳教授在分析杨佳等案例时，认为虽然事件发生后，往往谣言有截然相反的版本，但对于特定群体，在反复流传、删减、润饰之后虽然不同于原始版本，但不会淡化反而会强化该群体的共同目标和诉求，提高信息可接受性，而矛头往往是公权力的不公和腐败。

 

胡泳在分析中国互联网谣言内容模式的时候，发现往往是“施暴者/受害者”、性、“人性/兽性”模式。在新媒体时代，官方大众媒体承受的挑战是空前的，处于弱势和体制外反抗群体，也在一次次新媒体时间中，懂得如何借助谣言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强化己方有利舆论环境。

 

胡泳最后认为谣言是我们自身的回响，反映的是社会的欲望恐惧和痴迷，如果不建立民意表达机制，以及各种利益的博弈机制，整个社会就会非常不健康，谣言会造成社会产生巨大动荡。刻意铲除谣言，往往也铲除了说真话的土壤。直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