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谈，并随后发布了中美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表示，中美双方应推动G20“追求更均衡的经济增长框架”，双方共同努力采取调整国内需求和相关价格的政策，促进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贸易与增长。例如中方将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家庭收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美国将采取措施提高国内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推动可持续的、非通货膨胀式的增长。

　　在联合公报发布前后，中美一些意见人士有一些交锋，中方人士认为，所谓“世界经济失衡”，归纳为人民币汇率过低、东亚过度出口和美国的过度消费是没有道理的。而以诺奖得主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美国人认为，即使不去考量中国因控制汇率赚取大量贸易顺差，并将这些钱投资到美国国债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造成了诱发美国次贷危机，仅就现在而言，美国因巨额贸易逆差不得不将美元贬值，而强劲的中国经济再度跟疲软的美元挂钩，用人民币贬值的手段不断“争夺”日益疲软的世界需求，获得“以邻为壑”的利益。他激愤地表示，“中国人又要求美国削减赤字、加息来保持美元坚挺，希望自己的债权不缩水；又不希望美国人的储蓄率上升太快，停止消费，降低了中国的出口。中国人的要求是矛盾的，丝毫不考虑美国失业率已经高达10%以上……”

　　如果对比金融危机前后的世界贸易格局，坦率地说，不存在严重的世界性贸易保护行为，整个世界没有陷入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残酷的“全球贸易战火”，无论是日美、欧美、印美或者更多的经济体之间，其贸易保护的水平都不高于危机之前，即使有一些保护手段也是政府在救助金融危机中所采取措施带来的非直接（大多是无意识的）影响，所涉及到的领域大部分是金融业，作用也非常有限。但全世界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的确不断加强，不论是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断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限制，而且这种整体的力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入世之后的任何年份。简单地说，目前不存在世界性的贸易保护，只存在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

　　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经济其实可以划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保增长”部门，这由国有部门承担（4万亿经济刺激主要驱动国有部门），一个是“保就业”部门，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贸部门，跟美国一样，中国也对“就业”异常敏感，尤其是外贸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人民币汇率在其中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因素，中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和美元的重新挂钩来稳定外部需求，这也构成了某种政策底线。

　　我们认为，中国出口已经遭遇到接近20%下滑，尽量稳定外部需求、平缓政策调整空间亦是理性选择，胡锦涛主席提出一个“全球经济再平衡”方案是“扩大对美进口”来取代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这意味着美国需要降低对华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管制。而对美国来说，他们害怕这种“再平衡方式”是一种有利于中国的“技术外溢”方式，提高日后中国的竞争力和挑战力，所以这也构成了某种“大国政治博弈”下的政策底线。

　　这两种“政策底线”交织在一起，使得任何一种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方案都不会被采用，世界性的需求萎缩还将加剧，贸易保护将会不断升级。美国人储蓄率快速上升到7%以上，并可能继续上升，来解决房价下跌后的未来养老问题，这有助于美国消除对外国资金的依赖，但是造成消费的大幅度下降，导致世界需求的进一步萎缩。而中国“汇率挂钩”政策将降低外部需求突然性下降冲击，以“时间换取调整的空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商品将遭遇世界范围内更大的保护主义浪潮。至于美元，它不单单依靠美国国民储蓄支撑，同时也要受到政府赤字的影响，如果美国政府的赤字抵消掉国民储蓄率的上升，那么美元依然是疲软和贬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要求美国财政赤字保持和储蓄率相匹配的水平是理直气壮的，因为这兼顾了美元资产、美国外部需求和美国经济刺激三者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