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某晚报记者问


12009年,北大校长实名推荐的试验每一步几乎都伴随着争议,而民间,如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也对高考制度改革建言献策。一次考试不能也不应该决定一个人的终生,这已经成为教育界人士的共识,但是破除分数一元标准的改革探索又屡屡引发公众质疑。高考制度如何在选拔人才与体现公平之间实现突围成为一个难题。您认为,保障了教育公平的高考制度,弊端在哪?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将有哪些?您有哪些具体可行的建议?

 

多年来,应试教育的弊端及长期恶果已经日益凸现,而高考乃是撬动整个应试教育恶性演化的关键杠杠,因此成为众矢之的。但高考的问题不在高考本身,仅在“考试技术”层面就高考论高考,试图由此去寻找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其实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甚至可以说没有解。这可以从近年来一些地区和高校推出的所谓“改革举措”及其后果,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有些,例如日前北京大学搞的“校长实名推荐制”,其实是在应试教育体制大环境约束下,为了“拔尖”开拓生源、进行恶性竞争的短期行为,不仅谈不上什么“改革”,反而在实际后果上加剧了应试教育的恶化力度,也与真正的“大学精神”背道而驰,再说得不好听些,是一种倒行逆施的“反改革”行为。

 

2.有人说,中国高等教育,最需要新政,高校行政化,校长官员化,学术腐败、经济腐败问题层出,2009岁末,南方科技大学以挑战旧制度的姿态出世,激动人心。高校改革至今了无音讯的根源在哪?突破口在何处?

 

我一直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教育问题,与其说是发展问题,倒不如说是制度问题,所有问题的总根子在于:由于教育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大一统行政控制下的传统教育体制,与已经高度多元化、市场化了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严重的体制碰撞,在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相激相荡,结果造成一系列积重难返的累积性矛盾和问题。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制度创新,将教育行政管理权力严格限制在公共领域,让学校真正成为办学主体,向全社会全面开放办学,积极鼓励和充分吸收民间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从而建立起“政府自律、学校自主、社会参与、舆论监督”的新体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公共性最强的基础义务教育和国民素质教育方面来,大部分中高等教育都可以完全放开,利用市场和竞争机制,真正实现“利用社会力量办学”。这样,高等教育打破了行政性垄断,其供给自然会大幅度扩大,加上外部社会多元化职业发展通道、成才路径和机会不断增多,高等教育需求也会大大减弱,如此一来,多年累积的高等教育供求矛盾便会迎刃而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怪象也就会从国人的生活中消退而去。

如果说有什么“突破口”的话,这便是根本性的突破口,不在宏观战略上弄清楚这样的大思路,任何改革都可能失去“方向感”,最后变成“瞎忙乎”或“大呼隆”,不是“劳民”就是“伤财”。

 

3.目前,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正在起草《中长期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您认为2010年困扰中国教育的难题(如上学难、择校贵,如高考改革举步维艰,如高校自治难以形成)能否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对于这份《纲要》,您又有哪些期待?

 

    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抓大政方针,在长期、宏观和战略层面作很多事情,例如,目前正在着手制定的《中长期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应该做并应该做好的“正事”。但应该注意的是,由于我们有数千年的集权文化传统和30多年集中行政性计划体制运作的惯性,直到目前我们在“计划思想方法”乃至规划操作程序上,可以说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主事者不把战略规划的事情当作是一种社会利益集团互动博弈的机制,相关信息不向广大民众充分开放,也不愿意就相关“敏感问题”在全社会范围内展开自由讨论,而仅仅是由行政部门召集一些自认为是“专家”的人员闭门造车,这样的“中长期规划”最终能规划成什么样子,以及究竟对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起到什么样的实质作用,在我看来很难预期也不容乐观。无论什么样的改革,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搞改革,在具体改革路径、方式和策略上,必须采取边际调整、互动试错性的“渐进式改革”,我们不能仅仅寄希望于什么“专家意见”或“精英设计”,而需要有“开放”意识,有“民主互动”观点,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如此这般才有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