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检察院检察长刘丽洁向企业借豪车，供自己乘坐，被舆论要求“以受贿腐败论处”。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于20日作出决定，对刘丽洁给予党内警告和行政警告处分，刘丽洁则向有关部门提出辞职。舆论监督再次发挥威力，成功反了一次车轮上的腐败。

　　一边是舆论监督成功的喜悦，一边我们也发现，舆论监督总是成功在个案上。刘丽洁向企业借车乘用，由于引来舆论监督，也就意味着这件事“社会影响极坏”，有关部门杀鸡给猴看，也就势所必然。但在我们的日常见闻中，公务人员向企业借车用是很普遍的。刘丽洁这只鸡被杀了，而众猴还在“默默无闻”地享受着借车的好处。借车作为滥权之一种，还是逍遥法外。

　　或许可以夸张一点说，现在舆论监督几乎成了规范权力的充要条件。说它“充分”，自然有点夸张，因为有时候即使有舆论监督，也未必能解决问题，但如果舆论打在七寸上，被监督者就成了反面典型，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说它“必要”，是因为没有舆论监督，有关部门就“没有”查处的线索，不会“盲动”。舆论监督，有时被视为举报，是启动调查程序的合理依据。其合理性在于，它是客观外在的，有关部门有了它，可以避免“无事生非”的嫌疑。

　　舆论监督是一种民意压力，有关部门行动起来了，但对于是非曲直，他们未必想清楚了。比如有关部门说，刘丽洁借车是“供公务使用”。言外之意，借车公用与借车私用不同，也许比私用要好。其实，借车公用与私用是一样的，本质都是滥权，况且公车私用本来就很普遍。区别公用私用，是纪检软弱的一种表现。我们不难想像，如果没有舆论监督，借车无论公用私用都会没事。

　　舆论监督时不时大获成功，这是好事，似乎是各方面乐见的。人们对舆论监督刮目相看，也对舆论监督充满更多期待。不仅是民众寄望于舆论监督，有关权力部门也想借重舆论监督，发誓要给舆论监督撑腰。民众寄望于舆论监督的，是它可以解决具体问题，有时候还立竿见影。有关部门借重舆论监督，一方面是要舆论监督给他们行动的“口实”，另一方面是要把反面典型宣传出去，起到所谓震慑作用。

　　但对舆论监督寄望过深，也就是对舆论监督期待过头。我们可能沉缅在舆论监督成功的喜悦中，而忘了对其他方法与途径的探索与试验，要是停留在舆论监督这个方法上。舆论监督针对的是权力，目的是规范权力，而规范权力的方法除了舆论监督，还有驯服权力与制衡权力。从人类政治文明史成功与失败两方面看，想要规范权力，驯服权力与制衡权力是主要方法，舆论监督只能起某种补充作用。

　　我们可以借重舆论监督，但千万不能搞成一种懒政，自己明知问题存在，偏要等待舆论监督到来。规范权力，从人类制度建设的经验看，已有有效的制度方法，不乏文明政治的手段。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大胆“拿来”，也可以发挥首创精神，总之要从制度建设入手，从根本的解决问题。我的问题我作主，千万不能有依赖思想，不能躲到舆论监督背后，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