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公信力，因为没有政治责任人
杨于泽

　　11月26日，湖南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坠楼自杀，此事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官方说是自杀，家属怀疑他杀，舆论也感到疑点重重，批判政府公信失流失。没有“有关部门”出来辩驳，连“官腔官调”都没有，使人不能不佩服当地政府定力。
　　据《新京报》昨天报道，杨宽生遗书已经公开：“我没有多大过错，我工作很忙，收到的红包礼金没有空去存，工资卡也没取，父母妻儿我走了，我不想死，是邵东人逼死我。”这样的遗言，未必可以作为他杀或自杀的证据，它带给我们的只有更多疑问：杨宽生倒底是怎样一个人？他收红包礼金，似乎也算不上真正“廉洁”。但他到底有多大问题，有关部门也没有对外说明。
　　杨宽生的死是一个谜，虽然乾坤朗朗，但民众看不清真相。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但设想任何一种可能，都在逻辑上说不通。民众在那里浮想联翩，政府只是懒得理会。

　　我们可以设想杨宽生因抑郁症自杀。媒体公布过他的另一则遗言：“一条巨大的网络，一个小题大做文章，终于试出来了，阴险狡诈，但我必须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些话文理不通，不知所云。他怀疑电话被监听，怀疑有人给他设下陷井。可以怀疑，这位副市长已经丧失理智了，却还能担任常务副市长，分管一座城市的重要工作，这真有些匪夷所思。
　　我们可以设想杨宽生系他杀。据当地公安部门说，杨宽生捏造事实举报他人；而按杨宽生家属的说法，杨宽生有一些竞争对手，颇不能容忍这位能得民心的常务副市长。江湖险恶，杀人灭口是有可能的。
　　现在官方证实，武冈市长申建伟和市委书记周晓红即将调离，分别出任邵阳市农业局长和邵阳市委副秘书长。官方说这是“正常工作需要，干部经常调动”，但大家一听就知道，这只是场面话。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平调是极不寻常的，特别是“明升暗降”的调动。那么，市委书记和市长是涉嫌此案呢，还是缮后不力？有关部门也没有对外说明。
　　这几年，政府一直在提倡信息公开，特别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也许有人认为，官员调动、副市长自杀无关民生，非老百姓“切身得益”，政府没有必要公开。其实，决非只有民生关乎民众切身利益，一切政治信息都涉及“人民”，最终都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政府信息公开，应当包括官员调动及其他变故的信息。
　　公信力流失了，但没有人为此着急过，大小官员都跟没事似的。对此，可以“理性经济人”假设来解释。理性经济人倾向于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要维护公信力，政府得耗时费力；如果不要公信力，省事省力。没有公信力了，政府还是政府，还可以“发展经济、保障民生”。既然可以不要，也就干脆不要算了。
　　公信力流失，还可以用和“公地悲剧”来解释。公信力是政府信用，它是一块“地”，如果有一个主人，主人自然全力以赴看顾它，把它经营好。市长县长们，似乎是这块地的主人，但其实不然。他们是上面派来的，呆个三年五年，拍拍屁股走人。市长县长以下，都是些“跟班”，更非“地主”。公信力成了一块公地，没有主人，无人看顾是势有必至。
　　维护政府公信力，实在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是给“公信力”找个主人。方法只能是，通过责任政治，使市长县长们对公信力负起责任来，也就是使他们真正向人民负责。政府公信力的流失会导致人民对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到时候，公信力对于行政首长们就变得生死攸关，他们自然会爱护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