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二)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下山谈判叶挺被扣
蜜蜂洞里项英遇难 (5)
日本人不买蒋介石的账
“委员长，汤恩伯急电。情况不妙啊！”何应钦急步奔来，气喘吁吁。
“什么事？”
何应钦从黑匣子里掏出电报：
“……一月二十六日，日军调动五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向河南大举进犯。日军一路由商丘进犯周家口；一路由宿县进犯涡阳、蒙城、太和、界首等地；一路由信阳沿平汉路进犯南阳、浑河、项城等地。信阳一路是日军主力，向北激进，与我部主力激战，占领泌阳、舞阳、西平、上蔡各县。宿县的日军渡过淮河，占领蒙城、涡阳，与何柱国、李仙渊激战……”
“什么！”蒋介石惊叫了一声，抓过电报急不可耐地看了一遍，骂了一声“娘希匹！”把电报撕个粉碎。
日寇发动“豫南战役”，打乱了蒋介石在华中的“剿共”阵脚，何应钦在纳闷之下，一溜烟地跑到重庆。李宗仁、白崇禧正待与何应钦进一步商讨华中地区的剿共计划，接到日寇大举进攻湖南的消息，吓得手忙脚乱，急忙把剿共部署变成对敌部署。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渊、何柱国等剿共大军也仓皇从剿共阵地上撤回。
日寇大举进攻湖南，完全是蒋介石自己招惹的。对此，毛泽东明察秋毫，他在关于日寇进攻的通报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以为他反共了，国共冲突扩大了，日本人会坐山观虎斗，等拖过几个月，希特勒就会迫令日本北进，中国战局就缓和了。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却不同：一月三十日东条英机在东京演说云：“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敌，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河南进攻，这是东条英机泼蒋介石的一瓢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另外，日本人不愿意共产党去华北，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是日本人不能容忍的。
作为政治家，必须远见卓识。在这方面毛泽东比蒋介石高明多了。
宋美龄见丈夫为剿共呕心呖血，现在又被搅得心烦意乱，极不愿意增加他的心理负担，然而她又不能不说：
“重庆的外国使节在皖南事件发生后，‘颇感失望’。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写的挽词和挽诗，使在重庆的大多数外国人士认识到中国内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
讲到这里，宋美龄拿出几份电报念道，苏联《真理报》根据重庆消息，发表了电讯：
“对于皖南新四军之攻击，已使中国各阶层之爱国人民大为震惊，尤以劳动群众为然。中国进步人士表示意见，认为此种事变实为大规模行动之开端，其目的不仅在消灭新四军，且亦在消灭八路军。彼等认为此举将酿成中国内战而削弱中国。”
在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中国拖住日本，而能拖日本的主要是国民党军队，所以抗战时候，苏联支援国民党军队的是飞机、大炮、坦克，支援共产党的是马列主义著作。现在国民党军队不去打日本而去打中共，这当然不是斯大林所愿意看到的。
宋美龄又念第二份电报。这是美国加尼福尼亚州州长奥尔森等知名人士给蒋介石发来的：
“……中国蓠墙之争将使美国赞助者纷纷离去，必须维持统一始能击败日本之侵略并维持美国之友谊。”
宋美龄补充说：“皖南事件发生后，英美人士认为这不仅仅直接影响到中国抗战的前途，而且影响到英美两国政府的切身利益。于是他们发表电文，要求英美政府给中国政府压力。美国记者在香港发出的消息称：‘新四军并非违抗命令，在重庆与各要人谈话，深感中国形势之严重。中共军队全部开到河北之后，国民党军队定会与日军划缓冲区。如此，日军易于南进，望英美注意。’”
蒋介石瞪大着吃惊的眼睛望着宋美龄，宋美龄娓娓动听的声调在往常一定会让他心定神宁，而现在却使他连连皱眉。他不敢像打断陈布雷那样打断宋美龄的话。
宋美龄似乎并不理会蒋介石，她下决心要把她的话讲完：“第一个在国际上披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外国人就是美国记者斯诺。一月二十一日，斯诺从香港向《纽约先驱论坛报》发出了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事变时曾在中国的美国上尉卡尔逊一月下旬回到檀香山后发表了抨击委员长和国民党政府的演说，并直接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和中国发生内战的危险性。”
“娘……”蒋介石跳起来要骂人，但没有骂出来，改口说：“美国政府怎么说？”
宋子文接口道：“美国记者秘密经香港发出的报导，证实了卡尔逊的报告是正确的。于是美国政府便通知我们：‘在内战的危险没有消除，国内团结尚未恢复之前，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
“啊？”蒋介石瞪大了眼睛。
宋美龄又掏出封信，递给蒋介石：“罗斯福已派特使居里到重庆拜会委员长，这是罗斯福总统给你的亲笔信。”
蒋介石急急忙忙地阅读起来：
“……在万里外的我们看来，中共似乎是我们国内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赞同他们对农民，对妇女，对日本的态度。据我看，这所谓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相同之点多于相异处。我们希望双方消泯歧见，更密切的合作。俾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
蒋介石再也不能看下去了，他的精神全垮了。他无力地跌坐在凳子上。
毛泽东“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策略
延安，夕阳西下，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漫步在延河边上。
毛泽东说：“人家宣布我们是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因此延安命令及谈话的内容，包括文字在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表明态度之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两党重归妥协，或实行全面破裂。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或者实行其它必要步骤，否则我们只有和他对立一途。”毛泽东十分坚定。
“老蒋这次众叛亲离，他可是错估形势，看错风向！”朱德爽朗的声音。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蒋介石以民为敌，自然不会有好结果的。”王稼祥沉吟道。
“我们1月10日的策略，”毛泽东说，“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之中任何一种，如蒋介石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介石未准备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的对立求得暂时缓和。”
这就是毛泽东的以打对打，以拉对拉，打拉结合的斗争策略。毛泽东说：“先打扁再拉长。”
毛泽东又说：“蒋介石1月27日演讲表明他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可见各方不满，他已作贼心虚。蒋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受到国内广泛的责难，我们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获得国内外如此的广大群众。我以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17日命令、限期北撤等等。目前的形势是有了变化的，1月17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过来，他已处于防御地位。”
对于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和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是非常气愤的，甚至骂过粗话。例如1939年“八一”在追悼平江惨案烈士大会上，毛泽东发了脾气，用粗话骂“反共派”，说他们搞什么统一战线，“统他妈个卵子”。
中共拒不参加参政会
重庆。2月25日早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根据我党中央指示，七参议员公函不能撤回。”
“我求你了，为了国家计，我给你跪下都可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苦苦哀求。
“这不是我的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国民党在新四军问题上，在对我党我军政治压迫、军事进攻上，我们确无让步可能。”周恩来严肃地说。
“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全大局，他们是不顾全大局的。”张冲急了。
见周恩来似有所动，张冲便靠近周恩来悄悄说：“就说前函文件有错，拿出来校对一次。也请你见见委员长，否则在公函的压迫下，蒋训令我们，说他是被迫的。”
“我不愿见蒋，因为不会有任何结果。”周恩来冷冷地说。
“不，我根据各方的意见，可以提出具体办法。如停止军事进攻，请委员长负责不再发生新的事件等。”张冲诱惑道。
“具体办法我可以向中共中央请示，但我不能收回公函，我更无须见蒋。”周恩来洞察国民党的伎俩。
“如果你们不出席参议会，已表示破裂，那一切无从谈起。如公函不撤，政治方面仍坚持十二条，蒋无法接受，国民党亦将大哗。”张冲略带威胁的口味。
“共产党从来不拒绝谈判，但决不撤回公函！”周恩来不卑不亢。
双方僵持了三个小时。
原来，1941年3月1日，国民党要在重庆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国民参议会。中共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党，有七个参政员。毛泽东决定以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作为政治手段打击蒋介石，迫使蒋接受中共要求，妥善解决皖南事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接连致电周恩来。1月27日，《毛泽东关于对付蒋介石的方针致周恩来》电报说：
“……我之方针是抓着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死不放，破裂是蒋发动的，蒋把我们推到不能不和他对立的地位，我们领导的军队已被宣布为叛变，我们已无任何可能再与蒋介石发生关系，除非他取消‘一．一七’命令，并实行十二条，我们没有和他谈判的余地，这种余地已被蒋介石剥压干净了。办事处人员要打要杀权在他们，我们是每人都准备杀头的。如果他们亦认为两军相交不斩来使，则放我们的人回延安，否则由他们自便。在他们没有宣布全部破裂以前（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我们办事处仍可留数人不走，以待他们觉悟。这些都应公开向张冲说明......”
2月18日，周恩来将中共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要求国民党接受“十二条”，否则将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公函交给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后，国民党一再要求中共出席，撤回公函。
2月2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并要广泛发布。”
蒋介石不接受中共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决不撤回公函，展示了毛泽东的大智大勇。
国民党代表张冲接到公函后，从2月19日至20日，接连以电话或发函方式，要求周恩来收回公函。
周恩来对张冲说：“翻脸已早翻脸了，现在能做的，不过是下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我已经准备着了。”
张冲见事僵了，2月25日便亲自上门再找周恩来，又谈僵了。
在毛泽东不撤回公函，拒不参加参政会的情况下，蒋介石为拉拢小党派向中共施压，于2月27日下午约见小党派代表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励、褚辅成、左舜生。各小党派大多数表示，参政会开会，作为全国第二大党的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
蒋介石无奈。
为了揭露蒋介石的骗局，促使蒋介石停止“剿共”继续国共合作，毛泽东决定退让一步。他在2月28日致电周恩来：
“请你以自己或董老名义（不用延安名义）向张冲表示下列解决办法：
……华北、华中、西北防地均维持现状；下令停止向我进攻；释放叶挺充任军职……
在以上各点见之明文与事实后，我党可以出席参政会。”
蒋介石再次拒绝了中共的要求，孤注一掷，指令参政会如期开会。不过他既不答应中共妥善解决皖南事变的要求，又希望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
参政会开幕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的侍从不断用电话询问王世杰，中共参政员是否出席的问题。开会的当天早晨，蒋介石又派两批特使连续来邀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都遭拒绝。
蒋介石接二连三地邀请中共，这是做给大家看的。
由于全国第二大党拒绝出席，参政会开得冷冷清清。一百多名国民党代表鸦雀无声，只听各小党派代表提议。蒋介石像落水狗一样，没精打彩地在台上讲话。
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共代表是否出席。
3月1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
“……毛主席，现在已是十八点，只是今夜无论如何谈不出结果。就参政会本身，我们已有了大影响；现在全重庆都在等待我们的消息，盼望我们出席，但没有保证和结果……现在僵局必须打开，中间的办法已没有用，一切待中央指示。
现在的困难是：一切谈判均无保证，如果出席太便宜了这个大流氓，但今晚一夜是无论如何得不到结果的……然而在蒋这种历次摇尾乞怜状态下，人心是不能不受影响的，而蒋也有流氓的一着……”
3月2日，毛泽东回电：
“……昨夜书记处会议讨论，反复考虑，认为蒋介石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
我不出席，他亦无可奈何：一、皖南事变他错了，通国皆知，我们不出席表示抗议，我并未错；二、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三、如他因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通过拥护政府十七日令，发布讨伐令，逮捕我代表等），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四、国际形势已到与彼不利之时（英德大战与英日冲突）；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不所惧。
只要熬过这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半年内能解决善后，我仍准备出席9月2日的二次参政会。”
毛泽东审时度势，有胆有识。在毛泽东很讲究斗争艺术的攻势面前，老谋深算的蒋介石认输了。
参政会闭幕时，蒋介石羞羞答答地向参政会保证：“以后再无剿共的军事。”
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态度极为热情。
共产党要军队多一点，“好说，好说。”饷要多一点，“好说，好说。”从一月份起，连说：“可以发，可以发。”
夜，还是那么静悄悄的，毛泽东走出窑洞，仰观满天的繁星，脸上挂着舒心的微笑。
4月27日，重庆的周恩来又收到毛泽东的电报：
“……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唯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并对八路军发饷要多一点，合理解决。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延安”
至此，因皖南事变引起的国共两党全面对抗局面，至少在形式上告一段落。
５月，日军进攻中条山，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出动配合作战，中共中央也公开表示了愿意出动八路军策应的姿态。至11月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召开之际，中共方面甚至更将条件降低到只要“放叶发饷”做到一件即可参加。最后，国民党一件未做，中共权衡利弊还是派董必武和邓颖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意味着，皖南事变之“善后”工作已不复存在，国共两党因为事变所引起的破裂危险，业已消弭于无形之中了。
但是，皖南事变自然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已经在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它仍旧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至少名义上仍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补充……；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断绝了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与补充，切断了自己与中共军队的一切关系，结果反使自己威信扫地。中共政权与军队从此断绝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一切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自行其是，完全脱离国民政府而自行存在，蒋介石也失去一切命令之权。
当然，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也仍旧是受着抗日战争的大形势制约的。但这也意味着，抗战一结束，国共的公开分裂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