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大师走了

 

12月29日早浏览张五常的博客时，才知道萨缪尔森（1915-2009）已经去世半个月了。这几年走了几位经济学大师，06年的弗里德曼（1912-2006）和加尔布雷斯（1908-2006），今年的萨缪尔森。屈指算来，能称为大师的经济学家已经不多，以后经济学界也很难指望大师的出现了。

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对萨缪尔森应该不会陌生。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萨缪尔森的牵引下走入经济学殿堂的。当大一学生要我推荐经济学入门书籍时，我会说或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或者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或者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我们这一代人，虽说学习经济学出身，但在大学时代接受的大多是一些反现代经济学的东西。记得我们当时用的教材，是北大梁小民编的《西方经济学概论》。薄薄一本教材，原理没有介绍清楚，反而用一半篇幅进行批判；而所谓批判，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标尺度量现代经济学。“庸俗”、“诡辩”、“欺骗”等等意识形态色彩极浓偏见极深的词汇充斥其间（这样说并非诋毁梁小民先生，他后来也承认己作为经济学教授且为博导的他不懂经济学）。

真正接受现代经济学，感受到现代经济学的魅力，是从阅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开始。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清新而自然，生动而活泼，智慧而美好的世界；经济学的世界在萨缪尔森的笔下是这样的奇妙，经济学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方式是这样的神奇，这不由得使经济学学习者产生自豪感，同时也吸引接触到它的非专业学习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我阅读过第八版，第十二版，第十四版，第十七版，其中第十四版至少阅读过三遍。九十年代末的某个暑假应朋友之邀到某个山区访问，每天早上我就呆在房里读萨缪尔森的第十四版《经济学》。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语言生动，案例丰富，形式活泼，结构严谨，内容全面，读来总是趣味盎然。我一小时可以读30页，像读小说一样。由于萨缪尔森，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喜欢读经济学教科书，除以上提到的几本外，还读过曼斯菲尔德的《微观经济学》，雷诺兹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我的感觉，来自美国的初级经济学教科书大多清新自然，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与之相反，中国人自己编的经济学教科书，哪怕是初级的，也繁琐乏味，晦涩难懂。萨缪尔森等人的经济学教科书吸引人们学习经济学，而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则要打消人们学习经济学的兴趣，要将人们从经济学的世界赶出去。

 

美联社在报道萨缪尔森去世的消息时，将其的贡献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是将数学引进了经济学；二是帮助肯尼迪政府制定了减税法案；三是写作出版并再版了19次从而影响了数代人的《经济学》。这种评价，毕竟只是媒体的认识，缺乏专业性。浏览一下中国一些学者写的纪念文章，很多也沿用了这种媒体式的评价，这样做，不仅显得不专业不严肃，而且也是对作为大师的萨缪尔森的不尊重。

说萨缪尔森“将数学引进了经济学”，至少是一种表述的不确切。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可以从边际革命中的杰文斯（1835-1882）、瓦尔拉斯（1834-1910）算起。不过在他们的著作发表之前，几位边际革命的先驱者如屠能（1783-1850）、古诺（1801-1877）、戈森（1810-1858）就已经用数学研究经济学了。就算在美国，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也不是从萨缪尔森开始的。确实，在萨缪尔森之前，美国经济学的主流传统，还是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数学还没有得到重视。不过，在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的时代，风气已经有所改变。1929年，在熊彼特、费雪和丁伯根的倡导下，成立了美国计量经济学会，而萨缪尔森1935年进入哈佛大学时，就接受过熊彼特计量经济学的训练。

说一点熊彼特和萨缪尔森在哈佛的趣事。熊彼特一生都非常向往能够像瓦尔拉斯那样用数学研究经济学，他曾经充满崇敬地说，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像水晶一样明彻。1932年，熊彼特来到哈佛大学任教，开了一门计量经济学的课程。熊彼特是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将自己的职责理解为给学生打开经济学的大门。而萨缪尔森则是最受熊彼特器重的学生。熊彼特曾经这样调侃自己：“我给所有女生打A，给所有犹太人打A，给所有非女生和非犹太人打A。”当萨缪尔森来到熊彼特的课堂时，打A已经不行了，只能打A+。

萨缪尔森被称为“经济学神童”。1932年，当萨缪尔森注册成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学生时，他将自己的生日改为9月2日。他说，他是为经济学而出生。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是为萨缪尔森这样的天才准备的。在经济学这样一个广阔的舞台上，萨缪尔森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才华，实现他的抱负。不过，也许因为过于天才，加上年轻，萨缪尔森有时候会表现得趾高气扬，傲慢偏激，这给他带来麻烦。在哈佛上学的时候，萨缪尔森的卓越的研究天赋已经表现出来，他的大量论文的质量已经远远超出大多数老师。萨缪尔森毕业的时候，学校讨论是不是要将他留下，大多数教授包括系主任都投了反对票。熊彼特对此非常气愤，他说，你们之所以不愿意留下萨缪尔森，不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而是害怕他会威胁到你们的权威。熊彼特甚至要辞职离开哈佛，但还是被学生和学校挽留下来。萨缪尔森离开了哈佛，到了当时在经济学界名不见经传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因为萨缪尔森的到来，后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成为全美最好的经济系之一。

当年哈佛经济系不愿意留下萨缪尔森，原因之一就是对他的博士论文质量的怀疑。1947年，萨缪尔森将博士论文扩展为一本著作，以《经济分析基础》的书名出版。《经济分析基础》被看成是萨缪尔森最杰出的学术成就，该书中，萨缪尔森提出，所有经济行为的研究都可以用数学分析的方法解决最大化问题。后来，凭借该书，萨缪尔森获得1947年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以及1970年的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之后，建模和模型检验成为经济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尽管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逐渐兴起，但真正成为一种潮流并造成现今这样广泛而深入影响，还是在二战之后。萨缪尔森之所以被看成是现代经济学数学应用的重要推动力量，可能有以下原因：一个方面，在萨缪尔森的时代，经济学专业化发展的动因越来越强烈，而形式化又成为经济学专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同时，当国家干预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力量时，宏观经济学成为理论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点，而宏观经济学中的很多基础问题需要借助数学来进行处理。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深入系统分析了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对这一趋势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萨缪尔森之所以被看成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还因为他担任过美国计量经济学会的会长，还因为他的《经济学》的巨大市场成功给他带来的声誉，还因为他领导的新古典综合派长期主导着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现代经济学中，数学应用成为主流。20世纪80年代，权威的《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论文中，96%本质上是数学，其中38%没有任何历史事实。马克.斯考森在其《现代经济学的历程》中，将萨缪尔森称为“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获得此称号的另外一个经济学家是以过度抽象即“李嘉图恶习”著称的李嘉图）。不过，斯考森对萨缪尔森推动经济学数学化的评价是矛盾的：“他使经济学成为纯粹的逻辑科学，因而受到尊敬；同时他把全无任何经验内容的李嘉图恶习和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推向极致，因而遭到指责。”[i]经济学中过分的数学应用可能会损害思想，损害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从而损害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罗伯特.库特纳对此表示了担忧——经济系培养了一代白痴专家，他们擅长深奥的数学，却对现实的经济生活一窍不通。米塞斯的态度不仅是无奈和忧虑，甚至是愤怒——数学方法应该被拒绝，这不仅是因为它无效，它还是一种邪恶的方法，它只是从错误的假设开始，得出谬误的推论。到了晚年，萨缪尔森似乎也对经济学中过分的数学应用产生了怀疑，他说，有时候的确看来如此，我们最优秀的学生可谓是无所不知，但就是对常识一无所知。

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至今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主流经济学家一如既往地大量应用着数学，竭尽全力将经济学之车开上数学的轨道；他们一如既往地摆弄着数学模型，自说自话地进行着数学推理；不顾有没有听众，也不管有没有人能够理解；不理会其研究与现实的脱节，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研究全无历史内容而羞臊；他们甚至将“曲高和寡”看成是一种成功，将虚无缥缈看成是一种境界。在主流经济学家眼里，经济学就是数学，而萨缪尔森对现代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推动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非主流经济学家一如既往地诅咒数学对经济学的侵袭，一如既往地试图抗争以保住经济学的阵地。但是，他们不得不痛心地认识到，现代的经济学已经不再是他们一厢情愿的那种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时代早已结束。于是，他们可能将仇怨发泄到萨缪尔森头上，将他看成是误导经济学研究的罪魁祸首。

 

美联社将萨缪尔森的第二个贡献界定为帮助肯尼迪政府制定减税法案，这种说法显得偏狭。媒体的言论往往是为了吸引眼球，而眼界不免狭隘。这样的表述可能更准确一些，也更能体现萨缪尔森的贡献：萨缪尔森及新古典综合派深化了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并推动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从而为经济学介入现实经济生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

就宏观调控理论而言，凯恩斯的贡献无人比拟。不过，凯恩斯的理论表述过于晦涩，其政策主张也过于简化且不一定适应于战后的现实。于是，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系统化，将凯恩斯的调控政策具体化，就成为萨缪尔森的任务。萨缪尔森及新古典综合派，在阐释和普及凯恩斯经济理论及设计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通过乘数和加速原理，对周期波动的原因有了更加全面的解释；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政策制定和应用有了更好的指导；通过相机抉择原则，宏观调控有了更加现实的可能性。正是经由萨缪尔森的不懈努力，新古典综合派成为战后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之前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成为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在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指导下，战后西方赢得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增长，也正是凭借这次长期而持续的增长，资本主义才赢得了胜利。

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经济学一贯以解释世界为宗旨，改造世界似乎是政治家的事情而与经济学无关。新古典经济学在指导政府政策制定中取得的成功，增强经济学家的自信心，提高了经济学介入现实经济的可能性，扩展了经济学介入现实的路径。二战之后，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对美国经济政策制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其成员很多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历任主席中，有不少是萨缪尔森的学生，如斯蒂格利茨、伯克南等。

 

将萨缪尔森的第三个贡献归结为《经济学》的出版发行，我表示认同。在经济学的历史上，很多大师级的经济学家是凭借教科书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约翰.穆勒这样，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这样。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可能是迄今的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学教科书。

《经济学》作为教科书的成功，在于其体例、结构、内容和写作方法。不过，萨缪尔森写作出版《经济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完成一次经济学的新的综合，而这一尝试，事实上并不成功。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之前，经济学由相互分离的两个部分构成，这就是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萨缪尔森最初接受写作新教科书的任务时，其目的就是要在马歇尔和凯恩斯之间，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使之构成一个有机体系。萨缪尔森的这一尝试遭到被称为凯恩斯嫡传弟子的琼.罗宾逊的猛烈攻击。在琼看来，凯恩斯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的经济学是要革此前一切经济学的命，包括他的老师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萨缪尔森试图将凯恩斯经济学纳入马歇尔的体系，实际上是在抹煞凯恩斯经济学的革命性，是对凯恩斯的无耻背叛。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五版中正式将自己的经济学叫做“新古典综合”，在随后的重版中不断加入新的理论研究成就及对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新的观察和分析。作为一种综合的尝试，《经济学》总体上是失败的。实际上，萨缪尔森给自己布置的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经济学以经济人为研究对象。在微观经济学中，人是理性的，于是由人所构成的市场是完善的；市场的自发作用可以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会导致社会利益的实现，于是，微观经济学的政策倾向是自由放任，是斯密的一只无形的手。而在宏观经济学中，个体行为不一定是理性的，按照凯恩斯的说法，人们在进行投资和消费决策时，会受到冲动情绪的影响，于是可能出现市场的不稳定，或者说市场自发作用不一定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于是，政府干预成为必要。同样的人，在微观经济学中是理性的，而在宏观经济学中成为非理性的，要将这样的人纳入同一个体系中，要求他们按照同样的原则行事，这是不可能的。鉴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逻辑前提的冲突，进行综合很可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新古典综合派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的逐渐衰落，就有着综合失败的因素。

 

说了这么多，萨缪尔森的贡献似乎除了作为教科书的《经济学》之外，就只剩下推动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了。而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宏观经济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比如，在弗里德曼那里，1929-1933年的大危机就是政府不适当干预经济的结果。更直接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多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滞涨归因于新古典综合派错误的政策主张。出于对萨缪尔森引入数学危害经济学的不满，张五常说萨缪尔森在未来的经济思想史上不会有太高的地位。

事实上可能不会如此悲观。萨缪尔森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天才，还是一位非常勤奋，视野非常宽阔的研究者。萨缪尔森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他也自命为“经济学的最后一位通才”。实际上，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你在任何方向都可能遇到萨缪尔森，比如公共产品，公司治理，税收等等。

不过，要给萨缪尔森盖棺定论，可能为时尚早。

 

舆论已经表现出足够的势利了。

2006年11月16日，弗里德曼去世。报纸、杂志、网络，铺天盖地，连篇累牍的是纪念文章。看看那些标题，可以体会人们崇高的敬意——“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经济学家中的思想家”；“现代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先锋”。萨缪尔森在2009年12月13日的去世，至少中文世界的报道与当年报道弗里德曼去世不成比例。我经常上的几个财经网站，就没有报道这件事，这是我半个月之后才了解此事的原因。

在经济学的世界里，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是长期的论敌。萨缪尔森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而弗里德曼则是一个坚定的反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的使命是弘扬和发展凯恩斯经济学，而弗里德曼的使命则是为凯恩斯经济学挖掘坟墓，是早日埋葬凯恩斯主义。在新古典综合派占据主流并在理论界及政策界呼风唤雨的时代，弗里德曼坚持不懈与萨缪尔森所倡导的凯恩斯主义作斗争。处于鼎盛时期的萨缪尔森不屑地将弗里德曼叫做“鳗鱼”一样的“捣乱分子”。在新古典综合派走向衰落之时，弗里德曼于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获奖迟于萨缪尔森6年，但这意味着对他一直为之奋斗的自由主义的承认。到2006年去世之前，自由主义似乎大获全胜，弗里德曼被认为是笑到最后的人。

萨缪尔森一直努力致力于《经济学》的修订工作，同时他还在坚持研究和写作。即使在退休之后，萨缪尔森坚持每周至少写一篇文章。在其1998年出版的《中间道路经济学》中，萨缪尔森表达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担心：“完全自由的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ii]萨缪尔森的这段话，被认为是预言了10年之后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爆发后，萨缪尔森还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弗里德曼活到今天，他应该会后悔他所倡导的极端自由主义促使政府拆除了预防危机的很多措施从而导致了这次危机的发生。

弗里德曼去世后几年萨缪尔森还活在人间，得以见证新自由主义引致的金融危机，萨缪尔森可能会因此而自得。可是，自由主义仍然不承认金融危机与他们的关系，他们还是坚持弗里德曼的那套辩护原则——如果市场出了问题，那也是政府的问题，市场本身是不会出问题的。

看起来,作为干预主义的萨缪尔森的时代是彻底过去了，这个时代属于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