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平
文明史中国上下5000年，封建史中国2000多年，半殖民中国100多年，社会主义中国刚刚60年。新中国在沧海桑田的历史进程中显得如此年轻稚嫩，其所经历的半个多世纪，是时光流转的一瞬间；其所走过的改革开放前后两段路，只能被称之为漫漫征途的咫尺间。
虽然，在这60年间，您用前一个30年奠定了您的政治基础，接着又用后一个改革开放的30年走完了西方国家百余年的经济发展道路，但我想告诉我的祖国：您依然是“新”中国，依然很年轻。
一个国家犹如一个巨人，面对成就与辉煌，它容易显出它的强大和伟岸；而面对历史和哲学，巨人也显得如此渺小。在时间起源、生命起源、意识起源和文明史起源之后的漫长的光阴轮回中，60年，是如此短暂！
我想告诉我的祖国：当您像雄狮一样傲然挺立时，您不会忘记您走的是前无古人的路。60年间，您每一步都留下了璀璨的脚印，每一步也都充满风险。明天，您也许更强大更成功，也许轰然倒下或遭遇更严重挫折。
今天的中国，如果不改革、不开放就没有眼前的发展局面，也没有眼前应对风险的回旋余地和从容条件，而坚持改革开放就要融入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对尚且年轻稚嫩的新中国来说，恰恰是机遇与挑战一并产生，财富与风险同时增长，发展与代价交错并存。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并没有看清楚“特色之路”是一条既充满希望的必由之路又充满风险的社会主义道路。曾有许多信仰游移的人，为探索中的前程迷雾感到心绪茫茫；也为开创“特色之路”的错综复杂一度失去了方向。有人甚至把改革开放的前途视为“要么亡国，要么亡党”的一场抉择。如今，30年已经过去，谁能真正理解“杀出一条血路”这句名言的警示性含义？
显然，国不会亡国，党也不会选择亡党，但其所走的路，恰恰是在丧权之路的岔口寻找强国之路，在亡党之路的边缘开辟党建新路。
这是恢宏气魄，也是中国警钟！
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除了这条崎岖陡峭、险象环生和警钟长鸣的路，还有没有平坦、安稳或歌舞升平的路？没有。
这个民族，她的一切落后与被动，都深深根源于封建官制和帝王统治太长久太成熟。作为后起的市场经济体，她只能在发达国家竞争强势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相比欧美各国，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已经失去了多数国家处于封建王朝腐朽统治下，工业资本可轻易实现殖民扩张的竞争优势；她也失去了多数国家处于封闭状态下，本国民主可自然经历从无序阶段的反复折腾到最终走向稳定成熟的欧美环境。如此国情，如此背景，如若依然照搬西方式道路，从自发源头开始起步，那便是真正的丧权之路、亡党之路和分裂之路。
发达国家从他们自己所经历的发展道路中，早就精确计算出：一个开放的市场化国家，当其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时，资本的自由化愿望，分配的重重矛盾，贫富的两极分化，官场的腐败堕落，民众的不满情绪和自由的民主主张，将会集中凸显；这个国家的动乱分裂和无序的民主政治也就从此开始。
在强国眼里，最理想的发展中国家模板，是这样被描绘的：其市场是开放的，产品是落后的，政治是脆弱的，官场是腐败的，文化是破碎的，军备是无力的，社会是动荡的……而如今，崛起的中国，其量化数据正当其时，且远未达到中等发达稳定期——面对这个空前庞大的新兴经济体，能刺激无数幻觉与梦想；它对渴求市场的国家是美梦，对渴望霸权的国家是噩梦。
我们不妨从“梦”的源头说起。
20世纪70年代，美国摧毁日本“争当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战略策划接近告磬。连续经历10多年经济腾飞的日本，当其国内产值日益逼近美国时，未料其金融领域可能遭遇一场货币战争的导火索也在燃烧。此时，被从各种渠道大量注入的“流动性”正在鼓起经济泡沫，美国雄踞霸主地位的市场战略筹划与经济侵略手段经过小范围金融预演和理论上的论证，已经成熟。它增强了高层精英主动与中国交往的信心和决心。也就在此时，这个西方最强大国家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被其封锁了20多年的新中国。
此时的中国，在密切联系经济财富的科技创新领域，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至少50年。电子工业革命的高潮几乎错过，信息化工业革命尚无准备；经济发展的活力深受僵化体制和强国技术封锁的制约。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位东西方巨人，几乎同时想到了中国对外开放问题和如何打开中国国门问题。毛泽东对“西方的月亮”陷入沉思，尼克松思考着怎样对“东方的雄狮”不战而胜。两国在目的不同、立场不同、战略方向不同而解决问题的焦点完全相同的不谋而合的思维过程中，展开了以“乒乓球”为媒介的交好过程，并且以“闪电式”的恋爱方式建立了划时代的外交关系。
从此，中国为自己的国际环境拉开了和平与发展的大幕；从此，美国开始以不变的冷战思维方式启动了新一轮开拓国际市场的战略；中国告别了“冷战”时代，美国则迎来了“暗战”时代。
对中国来说，开放国门是为了“和平与发展”。但是，要打破僵化的经济体制赢得发展与活力，却需要敢想敢干和切实可行的思路。有能力突破思想僵局并完成这一创新思路总设计的，正是毛泽东身后继往开来的邓小平。当代人所经历的改革开放30年，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轨的30年和财富积累达到惊人速度的30年；另一方面，也是各种代价、险情和陷阱伴随发展过程的30年。
此间，年轻中国经历过“6.4风波”的阵痛，眼见过邪教聚徒的风险，痛苦过贫困群体的扩大，忽视过生态环境的破坏，强忍过官民情感的破裂，难堪过民族品牌的衰败，罹患过腐败顽症的侵蚀，遭遇过金融危机的打击，失去过正确信仰的支撑……这一切，均在国人的困惑和不期之中，也在兰德公司的详察和预料之中。
说奇怪也不奇怪，改革开放最初几年，人们都记得美国媒体对中国官场弊端常予垢病甚至造谣诬蔑，而后来，除了国防军备和市场化进程被纳入其舆论监督外，其余均被列入不置评论，静观其变。西方世界早就从前苏联巨变中得到一种信念：一党执政的国家在其经济市场化和思想自由化演变中，其腐败权力一旦遭遇经济发展危机，国家崩溃仅在一夜之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针对中国的公开舆论压力和思想渗透主要集中在开放的市场化进程上。
可是，中国的发展道路一次又一次令世界叹为奇迹。她已经遭遇了“拉美陷阱”却没有掉进陷阱，她同样显现了“前苏联症候”却没有挪动根基，她阔步迈进了人均3000美元的动荡期却没有惊涛骇浪，她在收入差距超出警戒的险境中却以波澜不惊的从容校正了改革方向。中国令世界称奇！她的基本制度有抗风险优势，她的核心领导集团堪称是拥有坚强信念的民族脊梁！
人们从教科书中找不到这样的奇迹，从各国发展经验中也看不到前车之鉴。然而敢问：未来30年，中国奇迹还能否伴随中国？显然，寄望奇迹永远相伴，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长鸣中国警钟！
在丧权之路的岔口寻找强国之路，在亡党之路的边缘开辟党建新路。这就像身后有狼追赶的羊群，须在高度警醒和不停奔跑中求生存求发展。
危机中的中国，远远没有摆脱危机。一山不容二虎，一个世界容不下“两个老大”。类如达赖与班禅，西藏归一统后，两人互为兄长和互为师徒的宗教体制最终是要破裂的。其不可长久维持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自然哲理。
大自然有序的变动，是“同一”前提下的“二分”和服从“同一”的“二分”。“一分为二”的生命力在于“同一”与“二分”的相互支撑，如果仅仅是“分”则未免于回到了朴素辩证法自发而原始形态。
美国两党制所以能延续到今天，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参众两院内部超越“驴象之争”之上的精英团队早已应运而生。这个国家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向好、社会稳定的局面，与前台幕后协调垄断财团利益的新的政治体制有密切关系。所以当代美国只有“精英治国”一说，没有“驴象定国”一说。
无序的变动，是从未“同一”的“二分”和难以抑制差异扩大的“二分”。即使拼成一个最高领导集团，它也是“G2”；即使长长伸出勾肩搭背的手臂，同样不可长久。西方的政治精英已经习惯了照着书本理论迷信西方领导体制，尤其是近20年的变化显得微妙：不再批评中国官场的腐败，是因为，对已经进入全球化格局的中国，需要吝啬“反对党”舆论监督机制在全球一体化时代轻易被中共享用。
在西方精英团队的思维方式中，中国只需两种因素即可引发政治格局产生巨变。一是推断一党执政难以遏制权力腐败，且丧失民心。二是经济困局可引发社会动荡，促国体崩溃。他们认为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可以伺机引爆的外部条件；前者是“干柴”，后者是可以迅即点燃“干柴”的一股“烈焰”。
这股“烈焰”手柄目前正紧紧握在他国手中。年轻中国，正处在兴新市场经济体的幼年成长期，其宏观经济在全球化格局中的有效调控能力，将日益深受制约。我们清醒意识到，五大宏观经济调控杠杆能被中国自主掌握的，只有一个半。
国际资源价格的定价权被他国掌握，价格变动，是足以促成连锁反应的市场机制；国际货币的汇率杠杆被他国掌握，流动性进出和印钞机器的作用力，能够一夜间蒸发一国10年积累的财富；国际产品的准入杠杆被他国掌握，准星应时抬高一寸，可致数万家企业价值链发生断裂；政府引导投资的经济杠杆仅限于国内项目被我自主掌握；最后，只剩下了扩大内需的经济杠杆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且又担忧通胀预期和国际资源价格无序涨跌的侵扰。
此时，西方现代经济学将对中国失去大半用途，唯有《资本论》和《国富论》揭示的基本原理和简单经济法则可保持它的不朽光辉。我们将重新开始如履薄冰的前行，在针对性和灵活性应变中“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经济如悬于一发的金蛋，唯恐一旦坠落；中国命运如攀援蜀道的农夫，脚下万丈深渊！
险！险！险！
原谅我，我的祖国！当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不能为您敲响清脆悦耳和悠扬动听的新年钟声，而为您敲响了这振聋发聩的中国警钟。我深知：创业难，改革难，知难不难。听警钟，思忧患，忧患者无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