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文化构成
舒 乙
北京城是中国北方的一座城市，它的位置在华北平原的最北端，北面和西面是山，山是太行山的余脉，叫燕山，南面和东面是平原，东面距离渤海大约 150公里。气候四季分明，这个位置对人类居住是相当理想的。远古的时候，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活，根据上个世纪初和本世纪初的考古，大约50万年前就有猿人在北京西南方向周口店的山洞里生活，这种猿人被考古界和人类学界正式命名为“北京猿人”。周口店猿人遗址也因此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最近的考古发现北京猿人的生存年限比50万年还要早。
大约在三千年前，在北京西南方向的一条叫永定河的河岸旁边渐渐形成了一座小城，这就是北京城的雏型。随着永定河的不断泛滥和人口的增多，北京城渐渐向东北方向移位，离开永定河河岸，而且自八百多年前起渐渐成为一座北方的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终于在730年前元朝的时候，正式在现在这个位置建了新的北京城，一直至今，不断扩展、更新、完善，成了一个世界级的历史文化名城。
北京城是设计出来的
北京城和世界上的许多著名大城市完全不同，它不是由小渔村，小村镇长期地慢慢地扩展成的大都市；北京是设计出来的，一开始就很大，是按图施工，按一定的指导思想，人工建造出来的。
这座人工设计建造的大都市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方向非常明确。基本原则是坐北朝南，一切都是正北正南正东正西的。北京人永远不说“前、后、左、右”，老是说“东、南、西、北”，因为不论是房子的朝向，还是大街小巷胡同的走向都是很端正的，合乎正北正南正东正西的方向，几乎没有斜的，歪的。一旦有个不符合正东正西的街道，它的名字一定注明这是一条斜街，如“烟袋斜街”、“梅兰竹菊斜街”。从考古的角度认定，凡是斜街原来都是河道，后来改河道为道路，方向自然不会是太正，都是斜的。在北京，只要认定了方向，不管怎么走，决不会迷路，三拐两转，按既定方向走，一定会到达，原因就是北京是设计出来的，不是随心所欲乱建的，乱建是没有规律的，找不着北。北京城的方向性强烈是来源于它在北半球，冬天比较冷，房子坐北朝南阳光自南边来，可以直射到朝南的屋里。胡同也都是东西向的，阳光普遍都直接照到街面，而且可以避开凛列的北风，完全合乎自然的规律。
二.呈棋盘状。北京是正方形的。北京不是放射状的，是棋盘状的。街道排列整齐。最中心是皇宫，外侧有皇宫的城墙，叫紫禁城。紫禁城外边还有一层城墙，这两座城墙之间是皇宫的服务机构和国家机关的所在地，老百姓不可以进来。皇城外面才是市民居住地和商业区，最外面还有一圈北京城的高大城墙和护城河。这层城墙有九座城门通往城外。皇帝是天子，天子最大，九是最大的数，所以皇帝所在城市有九个城门。城门上有门钉，仔细数数，皇宫的大门上横、竖各有九排门钉，一共八十一个，不能错。大臣的街门就不能有九个，一定是每排七个或者五个，是级别低的缘故。北京城里的道路按“九经九纬”的原则设计，东西向、南北向各有九条干道，呈真正的棋盘状。城门和城门之间有21条胡同，每条胡同之间彼此的距离是44步约64米，胡同宽6步，约9.24米。这么规律的安排绝非自然形成，必定是人为设计的，是按图施工的，非常有序。
三.有根有据。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乐之邦，行为方式 一贯遵循“言之有理”的原则，即必须有所根据。中国古代有个重要的朝代叫周朝，大致约今三千年，那是一个文明大发展、打基础的时代，周朝晚期是春秋战国时期，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如老子、孔子、孟子。中国的古典经典简称《四书五经》，其中有一部叫《周礼》，就是纪录周朝礼制的，其中有《考工记》，是讲营国的原则的。《考工记》上有记载，国都要“右社左庙，前殿后市”。国都要按子午线建中轴线，子是北，午是南，皇宫的南门就叫“午门”。皇宫要建在中轴线上。然后左右对称，建“右社左庙”。皇宫右边安排社稷坛，社稷即国土，建一个坛，象征国家的领土空间；皇宫左边建祖庙，安排皇家的祖宗牌位，敬重祖先。中轴线的前面建宫殿，后面安排集市，叫“前殿后市”。今日的北京的城市机理完全是继承了这样的指导原则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都可以找到实物存在。皇宫现在是“故宫博物院”，社稷坛现在是“中山公园”，祖庙现在是“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后市现在是地安门、鼓楼、钟楼一带的商业街区。中轴线一直由永定门经过中心的紫禁城延伸到城外新建的奥运会场馆所在地。
四.胡同有1204条。北京由皇家园林、寺庙、胡同三大部份组成。胡同是北京居民的小型街道，胡同的两侧都是四合院连接而成的住房和院落。胡同一般狭长，长度超过宽度，平均1：0,07左右。四合院都是单层的房屋，高一般3米，是胡同宽度的0.5。宽高比例是2：1。明朝中期（1560年）北京有胡同459条，清朝末年增加到1121条，上世纪八十年代统计是1204条，胡同的名称原来充满了生活气息，后来在辛亥革命之后有许多名称被酸溜溜的文人们篡改得“文雅”而面目全非了。如“狗尾巴胡同”改成了“高义伯胡同”，“奶子府”改成了“廼兹府”，“烧饼胡同”改成了“寿瓶胡同”，“轿子胡同”改成了“教子胡同”，“屎克螂胡同”改成了“刻亮胡同”，“小羊圈胡同”改成了“小杨家胡同”……
元代皇帝忽必烈的大臣刘秉忠是元代北京城的最初设计者，他的名字应该永记史册。
四合院是北京的宝贝
四合院，顾名思意，就是房子在四周，中间是院子，院子里可以种花种树。这样的房子可以是两进的，即两院前后串在一起，也可以是三进、甚至五进、六进的，后者是豪宅大户。
这种房子都是单层的，房顶呈“人”字形，用灰瓦舖顶。房子的结构都是土木结构的，有木柱、木梁作框架，外墙是砖的。这种房子有很好的弹性，有抗震性。
北京人的四合院以北房为正房，是主人住的，西、东房为厢房，是子女住的，南房则多为倒座，一般当书房或贮藏室，南房的门朝北开。一家人关起街门，自成一体，叫“独门独院”；比较贫穷的人，可以几户合住一院，叫“大杂院”。
从居住环境来看，四合院虽然很古老，但却非常复合现代的宜居要求，它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产物，人住在四合院里是很贴近自然的。
纵观现代大都市的发展史，特别是在工业化时代，最终形成的是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人们长期住在一种拥护、狭小、噪杂、灰尘、污染的空间里，和大自然相隔得越来越远。久而久之人们开始渴望回归自然，于是有钱人又开始纷纷到城外、到郊区去建别墅，一般也是建矮层的房子，房子在中间，周围是草、是树，享受新鲜的空气。然而这种和自然贴近回归大自然的过程往往是被动的，是饱尝现代大城市的苦头之后被逼而为的。
反观北京的四合院是古人的遗产，是主动打造的。你的别墅在乡下；我的别墅在城中间。你是中间有房子，四周有草有树；我是中间有草有树，四周有房子。关键是都能和大自然贴近，都能避开现代大城市的拥挤、狭小、噪杂、灰尘、和污染，都符合近代宜居的要求。
所以，四合院是北京的宝贝，它很科学，很现代，很超前。
由于四合院的四周是墙，它可以把噪音挡在外边，闹中有静。
由于四合院里可以长草、种花、种树，有利于保持水分，调节湿度、吸收灰尘、改善空气的质量，一句话，可以对局部的小环境进行微调，宛如是城市的小肺泡，进行吐故纳新，自我调节。无数的小肺泡集合在一起，对整个城市能起到全局的自我调节功能，人们住在这样的城市里应该是很舒适的。
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上看，四合院都应该受到保护，而不应该随意地去拆除它，去“推平头”，去建高楼，那样才是本末倒置，步了人家的错误后尘，是完全错误的。近三十年以来，在现代化的口号下，恰恰进入了误区，已经拆除了许多胡同和四合院，到目前为止，大约还有四分之一的胡同存在。北京市政府已经接受了专家学者的意见，制定和通过了保护规划，对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进行整体保护和微循环的维修。
北京最好的观景点是从景山上往下看。位于市中心的景山公园里有一座人工的小山，是城内的制高点，上面有一字排开的五座漂亮亭子。站在最顶上的小亭子里往四外看，人们会惊奇的发现，除了正南方是一大片紫禁城皇宫的黄琉璃瓦之外，北京简直是绿色的海洋，到处都是树。人们平常在城里行走时，好象并不觉得北京会有这么多树木，怎么从景山上往下看时竟会有这么奇特的景色呢，甚是奇怪。
其实，根源在四合院。
在四合院里，家家都种树，最常见的树种，在北京，是枣树、椿树、榆树、柿树、桑树，还有栽在盆里的石榴树、夹竹桃。当树木的树冠窜过平房的房脊之后，连成一片，从上面俯视，就是绿色的海洋。实际上，北京四合院里的树木总量是很大的，远远多于道边的林荫木，这就是北京城能成为世界上绿化率最高的城市的奥秘。不过，近几年来，由于四合院的破坏，绿色海洋已经出现了许多空洞，也有不少多层建筑取代了树木拔地而起，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事情。
北京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
中国一共有56个民族，除了汉族之外，其它的都通称为“少数民族”，原因是他们的人数都特别少，最多的叫壮族，在广西省一带，也不过一千多万。满族在人数上在少数民族中排行老二，也才一千万，其他比较多的是蒙古人、藏族人、回族人，最少的黑龙江省的赫哲族人和云南的基诺族人，才有几万人。中国目前实行的民族政策是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
北京这座古城八百年以来，一直是全中国的首都，或者是北部半壁江山的国都，号称“六朝古都”。所谓“六朝”就是辽、金、元、明、清和中华民国的一段，如果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是七段历史时期。奇怪的是，在六朝中居然有四个朝代是少数民族作统治者。辽的统治者是契丹人，金的统治者是女贞人，元的统治者是蒙古人，清的统治者是满族人，中间只有明朝的统治者是汉人。这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北京城市史上是一件非常奇特的现象，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也很罕见。因此北京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留下了许多民族的不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和文学艺术，共同缔造了北京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的少数民族历来是非常强悍的，他们英勇善战，善骑射，有很强的流动性和机动性，经常骚扰中原汉族的边疆，以至战争连年不断，而且经常是文明的、富有的汉族被打败，财富牛羊甚至人口被掳走。不过，这些少数民族最后差不多都被汉族同化了，甚至在种族上也被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了，宋朝以后的中华民族就是这样正式形成的。历史上许多非常有名少数民族的名字，如匈奴、党项、契丹、女真、鲜卑等等，在一千年之后竟然完全找不到他们的后人了，大家都称自己的族属是汉族。现存的55个少数民族除当过统治者的蒙族和满族之外绝大部分都生活在更边远的地区。
大约在1400年前，中国的隋朝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皇帝，叫隋炀帝，他动员了五百万民工用六年时间开凿了一条大运河，由长江岸边的扬州，穿过淮河、黄河，到达洛阳和西安，再由河南中部北上，直抵北京，全长2700公理，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工程之一。这条大运河耗尽了国家的财力人力，隋朝随之灭亡，但是对随之而来的唐朝的兴盛繁荣和长治久安却起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同样，这条大运河把北京城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也大大地提高了，让它由一个北部的局部性城市在六百年后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
北京城的多民族性除了在语言、饮食、服装上有许多特点之外，如漂亮的北京话的形成，吃饺子，吃涮肉，吃烤肉，吃烤鸭，穿旗袍等等，还有许多带有多民族特点的文物保存了下来，譬如在七个皇家园林中保存着十五块乾隆皇帝的御碑，这些石碑体形硕大，都是四方柱形，有华丽的外表，雕刻精美，上面刻着四种文体，记载皇帝本人的诗歌、文章和圣旨，一面是汉文，另一面是满文，第三面是蒙文，第四面是藏文，年代最晚的也有230年了，其中涉及西藏内容的就有六块，上面清晰地提到西藏自古就是“我中华”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和中央政权关系亲密无间。这些石碑的存在真是天赐的良物，无需做什么特别的说明就能向不明真相的人士说明太多的内容，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北京城安定门外有一座黄寺，里面保存着一座精美无比的五塔，是为纪念西藏六世班禅大师而建立的。这座五塔充满了感人的故事。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的时候，六世班禅大师带了三千人行走一年另一个月由后藏到达北京，亲自向皇帝祝寿。乾隆皇帝为他在承德仿效扎什伦布寺建了须弥福寿寺，在北京香山为他建造了避暑的昭庙，在北京安定门外为他大修西黄寺，并学习了藏语和他交谈，去雍和宫聆听他的讲经，两次亲临西黄寺去看望他，为他画画，为他写诗，送他皮袄和许多珍贵的礼物，在他不幸染上天花在北京圆寂后又亲自三次去西黄寺悼唁他，为他用两年时间建造了世界上最为华丽的五塔衣冠塚。
北京西郊有一座漂亮的皇家园林，叫颐和园，是乾隆皇帝精心建造的，距今已有255年的历史，已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它的后山上建有一座皇家喇嘛庙，极其宏伟，完全是西藏式的建筑，内容包括象征佛居住的须弥山，叫香岩宗印之阁，四周建有四大部洲、八小部洲以及日殿、月殿、白塔、红塔、黑塔、绿塔，还有一组花承阁和一座16米高的七色彩琉璃宝塔。可惜的是，它被英法联军澈底破坏了，成了废墟。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时因财力不够，后山的这组藏式建筑并未修复。笔者最近写文呼吁将它澈底修复起来，据可靠消息，此建议已被批准采纳，将拨巨资在三、四年按原样修复起来。这组藏式建筑在北京的再现将再次辉煌地展示北京城的多民族性的丰富多彩。
北京最好的文化景点
北京有六处世界文化遗产：故宫、颐和园、天坛、八达岭长城、明十三陵和周口店猿人遗址。
除了这六处之外，我以为以下六处也是北京最好的文化景点：雍和宫、北海、法海寺、大葆台汉墓、国子监、田义墓。
今年，笔者出版了一部散文集，题目叫《发现北京》，由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它并非旅游指南，重点在于“发现”，阐述北京的文化价值和奥秘所在。在这部书里上述六处都有专门文章记述，所以不再这里赘述。敢于保证的是，如果有可能，哪怕只去造访这六处中一处，便会有“不虚此行”的感觉，只因它们都是北京文化的象征物和最闪光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