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的较量

——应对气候变化笔记之十

 

从今天起，举世关注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正式拉开序幕。无论会议的结局如何，它最终都将被载入人类史册——几十年后，或许人们会庆幸地回忆说，“幸好那次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与会者们达成了共识，才让我们躲过了地球这场危机”；又或者，人们到那时会愤怒地抱怨说，“为什么他们在那次会议上不能有所作为，让我们陷入了今日的无妄之灾！”

 

如果把此次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作个类比的话，它的重要性将直追上世纪四十年代召开的“雅尔塔会议”或“布雷顿森林会议”。1944年7月在美国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二战后的国际货币制度和世界贸易体系，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国成为战后西方国家的“拯救者”，世界新的金融架构和经济秩序由此形成；1945年2月在苏联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则确立了战后世界新的政治秩序，美英苏将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冷战由此开始，此后的几十年间，全世界都围绕着雅尔塔会议形成政治格局运转。

 

今天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将确立今后世界新的应对气候变化格局，这种格局既关乎经济，又涉及政治，也关系到每个地球公民的生存与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六十多年前那两场决定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会议更加重要——经济出现危机，人们失去的不过是金钱；政治出现危机，人们失去的或许是和平；而气候出现危机，人们失去的则会是全世界！

 

这是建立在无数科学家实证基础上的明确结论，绝非危言耸听。

 

当然，作为一场全世界各国都参与其中的会议谈判，会上的博弈是难免的——各国最终要在会上达成一份合作协议，但协议的取得，一定是建立在彼此间较量与斗争基础上。

 

实际上，这种较量早在数年前就开始了。

 

时间可追溯到1992年6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当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被150多个国家通过。这是第一份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它旨在控制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其浓度稳定在一定水平内，进而使地球气候系统免遭破坏。

 

《京都议定书》的出笼则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又一重要里程碑。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联合国第2次缔约方大会上，各成员国达成一项重要协定：规定从2008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

 

《京都议定书》把各缔约国家分为两大类：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即发展中国家）。规定“附件一国家”在2008-2012年间须各自承担一定的减排承诺，即与1990年排放水平相比，欧盟15国要减少8%，美国要减排7%，日本、加拿大各减排6%；而《议定书》对“非附件一国家”则未提出具体的量化减排指标，但规定它们要承担相应责任，做出与各减排阶段适应性的努力。《京都议定书》的出台，第一次在跨国范围内设定了温室气体减排限排额度，开启了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时代。

 

但遗憾的是，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却在后来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使《议定书》历史效果大打折扣——美国的排放总量当时占全球1/4，其人均排放量达20吨／年，是欧洲人均的2倍，中国人均的4倍和非洲人均的20多倍。美国当时退出的理由，名义上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承担量化减排责任，故美国的减排没有意义；但外界普遍认为，美国退出的真实原因，是政府背后的经济支柱——美国的企业排放大户们不愿受到减排责任的束缚。由此，《京都议定书》精心设计的减排防线被撕开了一道巨大缺口！

 

《京都议定书》的另一先天不足，是它只规定了对各缔约国的阶段性减排限制。

 

《议定书》目前只规定了2008-2012年的各国减排目标，而2012年之后的减排目标则悬在了半空——到了“后京都时代”，全球的减排框架将走向何方？各国将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显然这些根本性难点问题必须加以回答解决，否则以前的减排努力将统统前功尽弃，我们将为历史的罪人！

 

重担就落在了哥本哈根大会的肩上。

 

这是迄今联合国历次气候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哥本哈根大会被赋予的历史性使命。由于此次会议探讨的议题将涉及各国切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可以想见，围绕谈判进行的博弈也将分外激烈。

 

围绕哥本哈根的一系列气候谈判，实际上是北方国家之间、南北国家和南南国家之间的复杂博弈，核心在于如何确定和分配“地球村”村民们各自应对气候变化承担的责任。

 

从对《京都议定书》的实际执行效果来看，迄今并不理想，从1990年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不降反升，没有一个达到了自己在京都承诺的减排目标：其中澳大利亚增加了28.8％（目标+8％），加拿大增长了21.7％（目标-6％），美国增加了14.4％（目标-7％），日本增加了5.3％（目标-6％），欧盟降低了2.2％（目标-8％）。即使是表现最好的德国和英国，距离自定的减排目标都有不小的差距，最近3年欧洲国家整体排放量才止住上升势头，大体稳定下来。这样一份成绩单，显然并不令人鼓舞。

 

尽管成员国们都在同一条船上，但显然都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这是一场阵线变幻不定、复杂混乱、令人精疲力竭的博弈，博弈中形成了立场各异的几方：希望发挥主导权的欧盟与日本；力图夺回主导权的美国；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发展中国家；期待着排放大国们作出高姿态的小岛国家……各方都不否认自己的责任，但同时也希望别人做出最大的让步。

 

目前，美国宣布的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排放量将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17%（这与发展中国家对它的要求相距甚远）；中国则决定在2005年基础上将单位GDP排放量降低40-45%；日本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承诺，日本到2020年比1990年排放水平下降25%；欧盟在此次谈判中的态度则是待价而沽——承诺到2020年将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而如果其他国家承担量化减排责任，欧盟还可以减排到30%（既便如此，这离中印等发展中国家主张的发达国家至少减排40%还有很大距离）。

 

中美两个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先后公布的减排目标，尽管也有不如人意之处，毕竟还是让人们看到了哥本哈根会议的希望，但此后的路也并不平坦——发展国家中的另一排放大国印度上周就公开表示，不会像中国那样制定制定高强度的减排目标，而奥巴马政府宣布的减排目标也有待其国会的批准。显然，发展中国家不会因为减排而影响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是政府的第一要务；而发达国家政府也不可能为了减排而去降低自己国民的生活水准，那样的话国内的选票将毫无悬念地被投向反对党。由此，减排对各国政府来说就演变成一种有割肉求生般痛感的难题。

 

既然减排会让自己“伤筋动骨”，那么就把这一责任推给别国好了——于是，博弈产生了，较量成为必然。但是，各国已在这一问题上较量了多年，现在到了一个必须拿出结论的时候了，因为环境等不及了。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用简短有力的语句作出总结：如果各国不能在哥本哈根达成广泛协议，则是“在政治上极不明智，经济上目光短浅，道德上不可原谅”。 “失败不是选择。没有候选计划。我们必须在哥本哈根把协议达成。”

 

哥本哈根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