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有重大责任改变企业的低工资状况

　　

　　三年半前，我在《工资成本与生产发展水平》一文中已经谈过这一话题。现在看来，还有必要再作点分析。

　　当前的中国企业的工资水平严重偏低，尤其是企业的普通员工的工资严重偏低，相对于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极不相称。对此，不但在普通大众中已形成共识，经济学者或其他社会学者的绝大部分，也几乎众口一词。不仅如此，相当一部分国外学者或经济界、政界的重要人士，同样持高度一致的看法。

　　目前我国企业的过低工资状况，不仅是造成国内需求疲软的基础性原因，而且也是加剧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摩擦，以致一些国家对中国商品展开反倾销调查、采取惩罚性高关税的重要原因。因为，当各相关国家企业生产一定量商品的原材料消耗成本、折旧成本相差不大时，工资成本就是决定出口商品的市场价格下限的关键因素。而人为地压低了的工资，是企业能够使自己的商品，以比别人更低的价格销售的直接条件。但从发达国家或较发达国家看来，这样低的企业工资，是他们所难以承受的。因为这些国家生产这类商品的实际生产率，与中国这样后起的快速发展国家的企业相比，并无明显差别。

　　此时，虽然从表面上讲，快速发展国家的低廉工资企业出口商品的价格，通常也不是在其成本价格之下销售的，因而也似乎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的低价倾销。但是，这样过低的企业职工工资与其生产水平相比实际上是不正常的，这些企业的商品本来已经具备了以较高的价格销售的客观条件。后起的快速发展国家的企业，以显著低于国际市场同类商品一般价格的方式廉价销售，就其性质而言，实际是使自己商品的价格大幅度地低于这些商品的真实价值。从这个真实的客观基础讲，以低廉工资作支撑的低价销售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确实具有颇高程度的低价倾销特征。当然也必须指出，如果发达国家与快速发展国家相比，某些生产部门（或其中的某些重要产品生产企业）的实际生产率反而落后了，快速发展国家的企业以自己生产商品较低的市场价格进行竞争，就既有利于需求者，也是促使发达国家的相关企业加速进步的积极因素。

　　那么造成当前中国企业过低工资状况的主因是什么呢？虽然各国企业之间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是促使各国间交易的商品价格降低的重要因素，但是这种降低是有限度的。这就是，对于以降价销售方式竞争的企业，总还是力争使本企业的利润率不至明显低于国内企业的同等水平；它们不会无谓地降低商品的销售价格，以致造成企业无钱可赚甚至亏本。其次，从单个企业的角度讲，在可能的情况下——只要相关的社会条件容许，企业当然会迫使应聘者接受较低的工资。对于绝大部分企业说来，这也是其自然的选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在与劳动者的工资博弈中，是居于有力地位的。

　　经济学家们曾经讲过，企业的工资水平是处于上升通道还是下降通道，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整体供求状况。直接地讲，这当然不能说错。但是很明显，企业的工资因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而引起的波动性变化，并不能引致企业的工资水平的持久性升高或降低。

　　另一方面，企业力求以更低的工资聘用劳动者，受到种种社会条件的限制。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是当今社会以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的限制，以及用工单位必须缴纳的职工劳动保障基金的限制。由此可见，当今社会，宏观上对企业工资的调节，重大地影响着全社会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宏观上的此种调节，对于各个企业是平等的。而普遍地适度提高了的企业职工工资，从全社会整体讲，会使一段时期里畸高的利润率有所回落。这有利于全社会稳健、良性发展。同时，会促使出口企业争得较以前有所提高的销售价格——它们本来就有资格获得较高的销售价格。由此，本国的出口贸易与其他国家的摩擦将会有所减少或缓和。

　　而且，工资提高的长远效应，决非企业工资水平的单纯性提高引致出口商品价格的单纯性提高。因为，企业职工工资的普遍提高，是促使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恒久提高的基础性条件。很明白，只有当劳动者普遍有了较高以至更高的工资收入，劳动者及其子女不仅可以过上较以前舒适的生活，而且也才有条件接受更高的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在此基础上，中国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将具有更优异的品质，并且有更多的创新产品。中国的企业、中国企业的产品，才会真正在全球市场有更强的竞争力。一句话，改变中国企业目前普遍的低工资状况，政府相关部门理应承担起关键性责任，也完全有适当的手段作出适度干预。

　　但是，政府或宏观决策者在这方面的眼光往往是比较近视的。这是为什呢？因为（1）不可否认，当今社会，名企业主（巨额资本所有者）、巨富者有更大的社会话语权。国家机关中的许多人也更喜欢与富人交往，听取这一阶层者的看法，甚至忽略其他社会阶层的看法。而从各个企业的角度讲，降低工资成本是常规性选择，而不是主动地增加本企业劳动者的工资——这不会是大多数企业主动作出的选择。（2）其次，提高职工的工资，对于劳动生产率低的企业无疑有更大的压力，甚至会导致一部分低层次企业的破产倒闭。这一点，从宏观角度讲，关键在于社会的整体生产是否达到了较高的层次，是否承受得起一部分企业必不可免的破产。就当前的中国讲，整体制造业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不少部门已形成程度不同的生产能力的过剩。这就表明，全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是自然的选择，一部分低水平企业的破产是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宏观上的调节以促使企业劳动者工资的较显著提高，也有一个数量上的适度把握问题，过于急剧的调节与干预也将造成新的问题。这容易理解。

　　无论如何，总的方向是明确的。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须以企业劳动者工资的同步提高为重要前提。实际上，全社会各类劳动者的工资中，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才属于基础性的工资。相对而言，不生产商品的其他部门劳动者的工资（包括公务员的工资），是依附于社会的商品生产部门的。不言而喻，与企业劳动者工资的较快提高相联系，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工资差距将逐步缩小。当整体的社会经济水平有了显著进步的时候，这一点尤其重要。就中国的现状讲，以往一段时期依赖于企业低工资在国际市场的低层次竞争，已经成了过时的、造成种种弊病的策略。政府相关部门对企业劳动者工资的及时增调，负有直接重大的责任。

　　2009-11-16

　　

　　链接《工资成本与生产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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