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跨国公司都非常看重中国迅速发展的低碳经济市场，希望借此机遇更快发展低碳产业
□本报记者 王 敏/文
今天，距12月7日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仅有4天。碳排放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旨在为 《京都议定书》2012年第一承诺期到期后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达成一份新协议。
中国承诺减排具体指标
11月26日，中国公布了2020年降低碳强度目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订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和考核办法。
对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克拉克11月28日在北京表示，“在哥本哈根会议即将举行之际，中国宣布这样一个重大决定，不仅对中国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会大大推动气候变化会议进程。”克拉克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愿调动一切资源，给予中国技术、经验等方面的支持。
11月17日，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后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里，用大篇幅讲到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双方就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方面推出了多项具体合作措施。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美问题研究专家王勇教授说，中美在联合声明中出台了这么多具体的措施，向世界展示了两国合作解决气候变化的决心，给全球气候谈判一个信心，有利于哥本哈根会议的顺利进行。
其实，早在2009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时已经承诺，到2020年将比2005年大幅降低碳排放强度，这被认为是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此前，中国一直强调《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不能承诺二氧化碳的总量减排。
跨国公司看好中国低碳市场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具体承诺指标对中国来说“需付出艰苦卓绝努力”，对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来说却是个好消息。
“许多跨国公司都非常看重中国迅速发展的低碳经济市场，希望借此机遇更快发展低碳产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投资性公司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杨国华说。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表示，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假如每一个楼的取暖系统换一遍，就等于换一套基础设施，这本身就创造需求和创造就业，所以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财政刺激计划、日本的财政刺激计划，百分之五六十都是跟低碳有关系的，长期来看这件事对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业都是机遇。
嗅觉灵敏的跨国公司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遇。
壳牌中国集团公共事务董事刘小卫说，商业上的巨大价值，是吸引一些跨国企业在中国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因素。“作为在中国投资最多的国际能源公司之一，壳牌集团非常愿意利用自身的技术创新参与中国经济的这场能源变革。”
事实上，很多跨国公司在低碳市场上已经走在了前面。百事和西门子等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绿色节能大楼，可节能20%以上；戴尔、富士施乐集团在电子废弃物分离利用方面的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罗地亚集团在污水处理方面的技术十分领先；沃尔玛在中国不仅有 “农超对接”，还让“超市更低碳”……罗地亚集团大中华区总裁朱岳铭说：“一个跨国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把自己高尖端的科研产品带到发展中国家来，尤其是带到中国来。”
即便IT“领袖企业”———IBM，如今也被低碳经济所诱惑。11月28日，它与中国能源企业新奥公司在北京一口气签署了4份协议，成立新能源合资公司，希望借助各自拥有的IT和能源技术，向客户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以帮助后者提高能源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新奥总裁王瑛说，与IBM的合作开始后，IBM每年会拿出3到4亿元人民币投向IT，新奥每年将至少向能源领域投入10亿元。这是IBM最近10年在华最大、最深入的商业项目之一。
引人注目的是，豪华车巨头宝马也加入了这场“低碳”盛宴。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登科在11月24—30日举行的2009广州车展上公开表示，宝马对新能源车会一步到位。宝马新一代5系中，氙气大灯、转向灯、三排式刹车尾灯都引入了LED光源，至于宝马高技术含量的发动机和节油等美名早已广为流传。
跨国公司碳排放量由谁承担
跨国公司走在低碳市场前面的同时，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碳排放交易市场指标供应不足导致的价格昂贵问题，于是，很多跨国公司开始到发展中国家购买碳排放指标。美国国际集团（AIG）就是一例。2008年4月23日，AIG宣布注资400万美元于中国和美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用于补偿该公司2006年业务部门所排放的62万吨温室气体总量。
碳排放额度交易机制是一项通过市场行为来促进温室气体减排的机制。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主要工业化国家2008年到2012年间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同时允许难以完成减排任务的国家向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购买减排额度。这样，有效减排可以获得奖励，超额排放则需付出代价。
2009年9月，对于在华跨国公司的碳排放，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韩文秀局长对欧美等国的碳排放量归属计算标准提出异议，他说，“国内排放值”和“国民排放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应在二者之间做出一个区分。
韩文秀说，目前算在中国名下的很多碳排放量其实是来自在中国设厂的跨国公司。它们在中国生产，造成了污染，同时把很多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赚取利润。由它们造成的碳排放量完全由中国承担是不合适的。
但跨国公司碳排放指标由谁承担？如果不完全由中国承担，怎么算出应有跨国公司承担的具体数额？这成了摆在面前的一道不小的“算术”题。这个“算术”题日渐时髦，也难倒了不少经济学家。
由此，又催生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碳计算”。一些跨国公司早前就要求供货商提供碳排放情况，但同样受算法的困扰。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虽然会测量自己的“碳足迹”，大部分只是考虑了直接的碳排放，比如店铺中的照明用电或送货车的油耗，而大大高于配送和销售过程的产品制造中的碳排放量远没有被计算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