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12月1日这个“世界艾滋病日”里，不管是电视还是网络，最引人关注的新闻，不是艾滋病或是防止艾滋病本身；而是在云南大理，将由当地政府出资12万元，开设一家以男同性恋顾客为主要消费群体的同性恋酒吧。绝大部分的异性恋者们是怀着猎奇心态，抱着看热闹的态度，来关注此事件的；而同性恋者们则大都选择了沉默。

　　作为同志之身，我特别理解同志们对此事件的沉默心理，这种沉默包含了两种心态：一种是抑制中的兴奋；另一种是等待中的渴望。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一家专为同性恋者们服务的营业场所，要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开门迎客了，还是政府的投资，正式、正常、正经，太难得了！同志们想到同志名片《东宫西宫》里，北京东单公园内，警方和男同性恋者们玩的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不仅感慨：现在政府部门对同性恋的态度，已经从原来的极力排斥和回避到欣然接受和关怀了！这对于在漫漫长夜里始终处于地下状态的同性恋者们来说，无疑会有一种苦尽甜来、修成正果的激动和喜悦。但是，在目前这个社会和家庭还不能广泛接受和认同同性恋的社会里，同志们还不能表现出喜形于色地欢欣鼓舞和兴高采烈来，为了不招致更多地工作和生活中的麻烦，他们不得不表现出克制中的喜悦来。另一方面，同志们还有更多地关注、更多地期待和更多地向往，他们要看一看接下来这出戏会怎么唱；也想知道这出戏上演之后，相同的戏、相近的戏、相似的戏和相关的戏会怎么样地跟进和铺开，还会有什么样的好戏在后头。

　　有句俗语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同志和同志问题的研究者，我想告诉读者们，我这内行是怎么看这“第一个吃螃蟹的”官办同志吧的。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歪打正着。就同性恋本身的性行为表现方式和性活动特点来看，它和艾滋病的产生和传播没有任何关系；都是肌肤相亲，也都是限于人的肢体式样和动作范围下的性行为，怎么会就此生出什么病，或是传播什么病呢？我特别不理解的是：某些官方人士、大众媒体、同志专家和社会舆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同性恋者的正常化和可怕的世界瘟疫——艾滋病拉扯在一起；好象不说为了防艾，就不能给同志们的公平对待找一个合法的借口似的。办同志杂志的，要说是为了防艾才办的；开同志酒吧的，也要说是为了防艾才开的。看到这样的现实，我的心很酸也很痛，难道同性恋者的生存和公开，仅仅是作为拯救“正常人”的标本才有意义吗？难道给同性恋者们一条活路、一条常路，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让同志们不要更多地去传播艾滋病吗？这种对同性恋者从病人到病源的认识，表面上看是给了同志们一条生路，实际上同志们却是“出了虎穴又进了狼窝”。就像是有人在对我们召唤：你们别躲在地下了，到地面来生活吧；而召唤者的心里所想的，却是“明箭易躲、暗箭难防”。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被当成贼人防着，总比不被当成人看待要好。

　　我的第二个感觉是生财有道。云南大理同志吧的开办者，说开办此吧的目的是为了对同志们进行“同伴教育”。这话让我听起来很幼稚，也很可笑。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谁不知道性单纯比性混乱对身体健康更好；可是，想到和做到从来就不是一回事。网上大量的同志交友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同志聊天的时候，你的目的是想教育对方怎么样洁身自好，有人愿意听你这些空话和废话吗？那些浅显的道理，哪个同志不知道呢？同志们去同志吧主要是为了比网络更直接的现实交友，谁是为了去那里听同伴教育的呢？

　　我不认为大理同志吧的开办者是一群幼稚的小孩子，他们太知道同志们要什么了，他们表面上是想办一个让同志们能够相识交往的公开平台而已，有了这合法的酒吧，当地的同志们就不要再趁着赶集去小树林里幽会了；更主要的，开办者也就有了特定群体消费之后的营利。说是不以营利为目的，这些年里，我们对公益动机下的经营模式，已经不会感到任何的新鲜了。

　　开吧者还有一种更大的心思在里头。这全国首创的官办同志吧，它的先入为主的轰动效应和媒体炒作下的广告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一日之间该同志吧就名扬天下。男人中约有百分之五的同性恋者，按着中国男人的比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市场呀!不要说所有的男同志都对此地感兴趣了，即使是极小比例的男同志们被激发了兴趣，想去那里找段恋情，对这家酒吧的经营业绩和当地旅游经济的拉动，就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了吧？

　　这家酒吧的创意者可真够精明的：一方面打着官方投资这样冠冕堂皇的旗号，一方面举着防止艾滋这样光明正大的大旗，其结果是努力挖掘当地的经济增长点，这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吧？我们都很熟悉一句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在看来，要在这后面加上一句话了：靠人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