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加限制，我们任由污染地球，将来我们何处寻找家园？

12月7号下午在哥本哈根气候召开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团首席谈判代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向美体介绍了中国政府的“减排”立场：中国承诺2020年前单位GDP碳强度下降40%-45%。他在解释中国的减排诚意时说：“我们该做的我们做了，不该我们做的也做了”，这说明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国家。他说发达国家向中国提更多要求是不合理的，中国采取的自主行动没有任何谈判余地。

解振华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可以看出这次大会开起来并不轻松。那么这次大会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呢？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各个集团有分歧，发展中国家坚持双轨制，坚持京都议定书原则。而一些发达国家则希望并轨。是双轨制还是两轨合一，这是会议争议焦点。各方还在减排目标上有分歧，而这次会议的主要目标是一定要发达国家承诺减排具体量。此外，发达国家要拿出资金、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多年，而谈判多年，发达国家在资金上并没有给出一个承诺，这次必须具体化。不允许发达国家再开空头支票，必须确定拿出多少钱。

综合分析可以看出，这次气候大会问题主要出在减排实施“双轨”和“并轨”、减排目标、资金援助和技术输出上。发展中国家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坚持巴厘路线图，坚持双轨制谈判，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分担原则，发达国家则希望实施并轨，取消京都议定书，取而代之以新的协议文本的要求，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要求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分担原则将失去实质意义，实际上也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坚持巴厘路线图的一种否定，将导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全面倒退；在减排目标上，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也都相继提出了国内减排的目标。基于IPCC的建议和公约的要求，中国和77国集团也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也要减排40%，但发达国家在减排目标上始终没有提出具体减排目标。在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上，发达国家到底应该拿出多少钱支持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发达国家也未作出实质性的承诺和具体行动。根据IPCC的建议，发达国家需每年拿出GDP的0.5%-1%，即3000亿元，而非洲国家则提出应该拿出GDP的1.5%即4500亿元，但现在发达国家仅提出一年100亿的援助金额，两者间的差距非常大。对此解振华表示，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都没有到位之前，在全是口头支票的前提下，发达国家没有资格要求发展中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在没有得到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已经在国内采取积极减缓的行动，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中国在1990-2005年间，单位GDP的能耗降低了47%。在本次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就明确表态：承诺2020年前单位GDP碳强度率先下降40%-45%，相当于减排15亿吨二氧化碳，占全球减排量的四分之一。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为“减排”所做的贡献和诚意，但同时解振华又表示：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而中国正处于发展当中，尽管中国提出了单位GDP能耗降低的目标，但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展，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肯定还会继续增长，而这也符合公约契约，发展中国家首要目标是发展和脱贫，排放总量应有适当合理增长。

我们设想一下，大会为什么在这几个方面出问题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涉及发展权的问题。发达国家整天喊“环保”，发达国家的环保组织也经常指责发展中国家污染环境，可是到了真正要公平减排的时候，发达国家为啥一个个都有底气不足了呢？这是因为如果“减排”一是可能会影响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是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他们希望别的国家“减”，而自己却不提出明确的减排目标。二是提供资金在目前经济危机下对正挣扎的经济复苏泥沼中的发达国家来说，可能有些奢侈，尽管发达国家在过去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率先污染了环境，欠了世界一笔环境帐，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承担历史责任，这也是他们要求实行所谓“并轨制”的想法之一，目的就是让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历史欠账共同买单，甚至希望发展中国家直接替他们买单，以此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三是说到提供技术援助，发达国家肯定也是不想出的，他们一贯对发展中国家设置技术壁垒，怕高科技环保技术流入发展中国家提高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所以他们在提供技术援助时，总是附加这样或者那样的政治、经济呼、军事等条件，以此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和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对此解振华说的已经够明白了：在1990-2005年间，中国单位GDP的能耗降低了47%，这一巨大成绩的取得，是在没有得到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的前提下，我国自行采取积极减缓的行动获得的。

明白了以上这些，我们就不难明白这次世界气候大会为什么开得这么艰难了，说白了：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实质上就是一个争取发展权和尽快发展权的大会！当然最终目的还是让世界的天更蓝，水更清，世界人民的生活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