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教学者的职业规范


许倬云

 

 

我给各位的十个项目,五点五点对列,前面五点是我个人的经验,后面五点是对自己的鞭策,我为何将研究与教学分两边来讲?在大学的研究课程中,每一个人都是研究者,研究院工作的人可说他的全部时间都在研究,美国的研究大学是四分之三的时间研究,四分之一的时间教学。教学和研究的时间是不能分开的。主要是我教学的资料要从研究里拿来,从研究里边我们成长,从教学里边我们转输。我们正在研究转输的交接点,因此,这两点项目是不可分的。

一、讲究工作者的职业规范

所谓研究工作者的职业规范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因为从孔子开始,每一位专业的教研工作者差不多都是这么几个意见。我在台湾大学当学生时,台大校长是傅孟真傅斯年先生,他给我们的校训是“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这“敦品励学”四个字就是他从研究经验里取得的品与学。敦品励学是一起来的,不是信仰讨论,也不是教条式的道德要件。每一位研究者在研究过程里边不知不觉就会培养一些专业性的伦理道德,并由此转换成普遍性的伦理道德来支配自己一生的行为。

诚实不欺

孔子说,吾谁欺?欺天乎?我骗谁?可以欺天吗?天不是上帝,不是神道,欺天是欺骗你自己的良知,你可以骗所有人,但不能骗自己。即使是最会说谎的人,他也骗不了自己的良心。我为什么要说做研究的人都能体会“吾谁欺?欺天乎”?一个研究结论及一个引发讨论的过程本身都是要求严密的推敲,有了资料,还需要有种种的条件来支持这个论点。命题本身还要加上种种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不变”,在“那种情况下不变”,才可以作为一种假设。写书的时候,一定会有许多的界定,我们无时不在为自己加上一些限制。我们不能只从自己的证据本身找出空的结论来:那是信仰。我们也不能在数据中一厢情愿地引出你想说的话来,更不能为了骗人假造出一大堆资料。美国最近发生了职业伦理上普遍的困境,基本原因都与谋利有关。譬如说药品的发明与上市之间,制造出来的药物要拿到医院里作临床测试,要取得足够的数据。有些人为了谋取物质上的一些利益,竟伪造有关专利的统计数字。作伪者是否知道这是作伪?他知道,任何说谎的人等到深夜扪心自问那几个数据的时候,也许他只想起了成绩,忘了别的,但是那事件永远在刺他、扎他、把他揉醒。所以,诚实是研究者必要的一个道德,如果没有证据而强造事实,就是欺骗。学历史这行的帮规,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研究工作者必须不说谎,在证据底下说话。

    谦顺容异

研究依据的证据时时刻刻可能必须核对另外一批证据,也必须考虑另外一种学说,另外一些不同的甚至相背的意见。有许多同人,研究了一辈子,十分好强,说“我做的绝对没有错”,我做的实验绝对对,我写的文章一字不能变”。人有这种想法,他一定做不好学问。我们必须谦虚地去看看反对者说的有几分真实几分错误,等到验证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真有几分做错了。或者话说过头了,或者没有说清楚,或者表达得不明白,以致招致误会。有人责备你,一定是你有某些问题,人家才会责备你。最好的朋友、最好的老师是批评你的人,责备你的人。你自己必须要有谦顺态度,有雅量容许别人的意见和态度,才能够发现自己的毛病在哪里。做学问像是磨刀:在软石头上磨刀,石头磨坏了,刀没有利;在硬石头上磨刀,越磨越利。所以最强的对手,最凶狠的批评者,才是你最好的朋友。研究者应有这样的胸襟与气度。但非常不幸,在今天,利心之外,名心太重的人,在这一方面往往有所不足。他太坚持自己的对。我年岁越老,越是感觉到,过去写的东西要重新写一遍。但是,为了诚实起见,我绝不拿1980年写的东西当作1990年的东西,我会让l980年写的东西留在记录上。留在记录上让自己看着汗颜,让人家晓得:这个人一辈子都在修正他的意见,这个人不是一开始就能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他是一步步在找结语,一步步在改,一步步在修正。所以我的书,就是要存其本来面目,以志少过也,以纪念我少时的过失,这个不是有意造作,这是给自己一个警惕,把当年的错误印在白纸上给自己看。

戒慎恐惧

有了前面的两个条件,我们才明白,一个意见是核对许多不同意见的结果。但是为什么要戒慎恐惧呢?有时候你看见别人引你的文字,第一个人引的时候,扭曲二十度,第二个人引的时候,从第一个人的引用中再扭曲十五度,等到第七个人、第八个人引的时候已经不是你的意思了。你自己都会问:我几时说过这些话?”但是,最终的责任仍是你。你没把话说清楚嘛,才引发后面这一串东西。为什么说危险,单单在学术文章中说错几句话,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可以改嘛,将来我可以更正自己的错误。但是落笔的时候就要想到未来的后果,不要误导他人。因此,人须时有戒慎恐惧。大而言之,可能伤害了整个人类。小而言之,则是你伤害了一个引你文章的人的论点。他可能歪打正着,而最大的可能是歪打歪着。歪打正着是运气好,歪打歪着就是你造成的坏影响。所以戒慎恐惧就是我们落笔落墨作报告都要特别谨慎,避免留下坏影响。研究者必须慎思明辨。

    慎思明辨

    慎思是谨慎地思考我们要写下的东西,找证据,找资料。但是,找数据是为了要证实或否定,验证自己已有的想法。验证的过程是找到证据,看看是否可以验证这一问题。找数据以前必须要有慎思的过程:这个假设的验证是不是切实?是不是草率?明辨呢?数据收集来了,有太多的数据到手上来了,哪些数据可用,哪些数据不能用?你要舍得丢,舍得改变自己原有的想法,大多数的新科博士不舍得丢材料。例如有人收集了两年数据可以写八百页,也许这八百页有七百页是没有用的,只有一百页可以用。但不少人绝对舍不得丢。没错,他写作很辛苦,等到几年后才晓得他写的大多是没有用的。要辨别数据的价值,辨别数据的真伪,辨别数据引申出来的意义。真数据伪数据放在一起,是一个鱼龙混杂的东西。一个锅里,有秕子有糠也有米。这样煮出来的饭不会好吃。当然,慎思明辨原来是中国道德教育的内容,我们把它用在研究方法上,在方法上养成习惯。这种习惯一样可以转接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上,成为自我约束的规范。

    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又是什么呢?我们常说人上有人,天外有天。达到一个程度,在上面在外面还有一个天地。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在芝加哥曾向一位学者请教,我和他谈话的时候,有一次他问我“知道”跟“不知道”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那时候我已经快写完我的论文,我们一起喝咖啡,我举了一个譬喻,向他请教:气球里边充气的部分是已知,气球外面碰到的面积是未知;已知越大,外面碰到的未知越大,永远是用已知推向更多的未知,求知的道路永无尽头。学问这一领域里,没有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挥师到印度河畔时说:世界到了尽头,没有我可以征服的地方了。”其实,东边还有东边。印度的东边还有印度次大陆,印度次大陆旁边还有中国,越过一个太平洋还可以到达美洲。知识界就不能说我爬喜马拉雅山,已经到顶了。研究者没有到了到顶的满足。高一点的地方有悲凉,高一点的地方有寂寞。越往上面追寻的时候,你越觉得悲凉;因为你的伙伴变少了,但要去了解的还有更多的未知,这是有生之年无法做到的追寻。庄子说,知识是无涯的,但生命是有限的。生命有涯,知也无涯。《秋水篇》里河伯在黄河发大水的时候,踌躇满志,等到到了东海,他嗒然若丧。有了这种心情,研究者才能自强不息,永远地追寻下去。追寻不是为拿学位,因为学位拿过一次就够了。不要为荣誉,不要为升级,要不断鞭策自己,往未知的疆域里一步步地走更多的路,一步步去寻找。可能下一步往往是最重要的一步。也许有人就问了,那又何苦呢?还不如知足就算了。知足可以,就得改行。在研究者的行当里边,内在推动的力量太强太强,这不是我们可以停止的。

    这五点,都是从方法研究上面得到的一种感受。以上五点,哪一点是限于读书用的呢?这五点,项项是做人的道理,是处世的原则,做学问就是修行。因此禅宗的和尚,砍柴、担水都是修行。我们的砍柴、担水则是孜孜不倦地做些小研究,永远在修正自己,永远在成长。

    傅孟真先生说敦品励学,这两个功夫是在一起的,敦品就是励学,励学就是敦品。我们了解,傅先生是五四时代的人物。今天有人说:五四时代的人物是学问专业化的人物,将学问和修养分开,学问和道德分开。这是误解,其实,那是说,你不要拿个人的信仰当作你要说明的学说。譬如说,进化论本来只是一种假设。但美国有一派学说是反进化论的,他也拿许多他们认为是科学证据的东西来证明《圣经》反对进化论。这就是他以自己的宗教信仰投射到学术工作之上:他的学术工作是在证明他个人信仰,这才是五四人物想要分开的两项。傅孟真先生不想分开学问与修行,却是在求学问里面学到一些做人的态度。最后,以这个做人的态度内化为行为的指标,作为鞭策自己的准绳。我从台湾大学毕业几十年了,但傅孟真先生当年跟我们说的话我还记得。今天,我慎重地向大家再复述这些话,希望大家也共享。   

二、教学工作者的行为规范

    现在谈第二部分,教育工作者的行为规范。每个教书的人都要将自己研究学习的东西,这个手拿进来,另外一个手送出去,在自己的脑子里做一番筛检做一番整理,借书本与讲演让学生从我们这里得到系统性的知识,我认为这是教书者的责任。知识是死的,教育是活的,如果知识只是一套固定的数据,不如买一部百科全书给学生,有问题去查就是了。百科全书是结合几万人的心智写出来的。现在有计算机更好,计算机累积了电子信息,既容易减缩,又容易修改。最近,我替Microsoft写了一些历史,存放在一个计算机百科全书里。这种方法好处是每一位作者可以随时按电钮重新写一段,甚至不妨天天改。虽然我不会天天改,但也许一年两年改一次。像《大英百科全书》,我以前也参加编写,1970年印的到现在还不让我修改,因为那一套书还没有卖完。

    我们要给学生的不是一个死的知识,不是灌输数据、灌输知识,我们要给学生的是驾驭知识的能力、判断知识的能力以及内化知识最后因知识而成长的能力,这个是我们真正的责任。担水砍柴是基本的修养功夫。先父是清代江南水师毕业的,到最后他做到民国海军的将领。当时每一个水师学堂的学生都要从甲板上打锈开始。水师学校的学生,上了船做的第一件工作是做普通的水手。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打锈,海水侵蚀甲板的锈。天天打锈,不打锈甲板就烂穿了。你只有从打锈中才懂得风,懂得浪,懂得船的动摇,懂得你和船一体行动的感觉。从知识转化成智能,就是这个道理。

    厚植学力

    教书不教一套死板的知识。假如要做老师,第一就是对自己要有要求:我的学力够不够?我有没有能力教这一门书?没有能力的话,我可不可以跟我的院长、系主任说我这一门课可以教,但是允许我有一定的范围。超越这范围的我不能教。所以我发出的教课大纲,只在我的能力之内。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到此停止。我们要不断地厚植自己的力量,这是与上面说的自强不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永远要厚植学生的学力,使得大家有十分的力量就去做十分的事情,因为我们不能对学生说用十分的力量去做二十分的事,以致到了最后是在课堂上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最大的谬误在于学生看穿了你的胡说八道,居然也学会胡说八道。谬种流传是非常大的灾难。所以厚植学力是每个人自我期许中很重要的一条。

    传道解惑

传道与解惑:这个不仅是道学之,也不仅是大道的“道”,这个“道”是研究的方法,求好的学问的方法,分析问题的方法。就是我们找路的能力,辨别路的一种本领。胡适之先生讲,他最恨的人就是“绣得鸳鸯与君看,不把金针度予人”。我把这鸳鸯绣好给你看,但不告诉你这鸳鸯是怎么绣出来的。先生说我们不仅要绣得鸳鸯与君看,还要把金针度予人,把这针法也要传给人家。我这一辈子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在大学二年级,我的老师劳贞一先生教秦汉史,教了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是在教玉门关是哪里。玉门关是在小方盘呢,还是不在小方盘?一个学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全班大概有二三十个同学,都烦死了。后来到了老师八十岁,老学生帮他做生日,我致谢词。我特别提起,那一门课我受了不少益处:老师为了讨论小方盘是不是在玉门关口,旁征博引,把史料交代给学生,史料的考证交代给学生,史料错误的订正也交代给学生。一个历史问题,他教了历史地理、史料学、语言学、文字学、考古学等知识。为了一个遗址,他讲授了不少方法。在这个讨论过程中,他把汉代的官制也告诉我们,包括汉朝的地理、边疆关系、匈奴与汉人的关系、边区的经济制度等。他是把金针给我们,不是让我们看鸳鸯而已。鸳鸯简单得很,玉门关在小方盘,一句话,他搞了半年啊!专搞这个东西,课堂里边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有时就我和他师生两个人对坐。我并不是说这是最好的教学法,我对这种教学法也是有批判的。老师教的方法,若我用去教中学就难安了,但所教的学生今后将担任研究院的研究员,这却是好的方法。这就是传道解惑的工作。

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和前面所说的谦顺容异是配合的。每一个学生有贤有智,有愚有不肖,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所以在《论语》里,孔夫子对他的学生都有批评,除了颜回没有批评,但是颜回不幸短命死矣。颜回若活长一点,说不定老师也批评他了。其他弟子,这个笨,那个粗心,他都有意见。但孔子教他们一点也没偏心,有问必答。《论语》中,学生往往问同样的问题,孔子的答案一定不一样。问“仁”问了许多遍,有长的答案,有短的答案。问“学”有许多次,没两次是一样的。问“政”也有很多次,答案也全不一样。他是按照每个人理解的深度,按照每个人的能力,按照每个人当时发问的情景,与问题疑惑的所在,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教育。性子急的,孔子叫他慢一点,性子慢的,孔子催快一点。《论语》是部了不起的书,这一类人生的智慧,都在实际生活里面为我们解惑。我们教学生也应当这样,不要说这个人笨,放弃算了,对笨的人,一定要多花些时间,让他弄懂。对聪明的人,要多花时间要他不要自负。这些都是因材施教原则下要做的事情。

    启发鼓励

    对学生启发鼓励,而绝对不给学生背书。这句话,无论是官方或民间的教育改革者都会说,我们不要给学生填鸭式的教育。我们小时候都受过填鸭式教育。启发教育和因材施教是相连的,我们一定要帮助学生学到找知识线头的能力,把线头找出来,帮线头接上,使得学生不断有新的能源而不断成长。我们不是捏一个胚子,制式教育最大的错误就是在捏一个胚子。我们用一个尺度来衡量,用同一个箱子来装入,这是不对的。也许,你会对我说:规定是如此。但我们还是有自由度,我们面临的是一群活的学生啊!大的是研究生,小的是高中生。他们有自己的专长。你找出他的专长帮肋他发挥,他就会成为有用之材。我这一辈相当幸运,在读台湾大学的时候,从内地来了一批老师,老师比学生人多。我读文科研究所的时候,四个学生,有二十几个老师。